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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食物。撩开篷布往外看去，也没见着一个店铺。司机们住进了旅店，旅店的门早就关死了。
陈翠华要去把店老板敲起来，让他卖给我们一点吃的。
不行的，我怕我们一旦被人家看见，就再也上不了这车了，店老板说不定还派人看管着这车呢。忍一忍吧，明天再说。
正说着，只见店内的灯亮了，一个老男人领着车子的司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用甘肃话对司机说，兵大哥啊，你睡觉时，我一直派我的伙计看着这车，这车上好像有响动，我怕出问题，担待不起，所以斗胆把你喊起来了。
闹什么鬼，这路我跑了这么多趟，你这店我也歇了不止一回，院墙这么高，难道有飞贼不成。那老兵说着话，已到了跟前。
我知道我们刚才小便时，被人发觉了，都屏住气，不敢吭声。
车下是湿的，好像有人撒过尿。老男人说。
说不定是你们店里人干的，好吧，我上车去看看。他说着，提着马灯上了车。
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拍了拍，踢了踢，点了数，说，装神弄鬼的，哪有什么动静。说着，就跳到车下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在里面又窝了一会儿，就听见鸡叫了，不久，车子又开始往前开。
到定西时，我们已饿了三天。司机住下后，我们赶紧溜下车，到旁边的一个饭馆里一人要了两碗面，像饿痨鬼似的，三下五除二吃了，又要了二十个大饼，我们又往前走了两天，到了秦安。
也该我们被老兵发现，我们睡得太死了。那老兵停车后上来检查物资时，我们竟然没有醒来。他听到了我们的呼噜声。他掀开那些军服，我们才醒了。他先是吃惊，然后笑了，说，拉了两个活宝贝，你们是多久跑上我车的？想当逃兵呀！
我们想家，我们想回去。陈翠华说。
我想反正是被发现了，就说，我们饿。
先吃饭吧。那老兵说。
每人吃了两大碗面条后，老兵说话了，他问，你们知道军队里最可耻的是什么吗？
我们说不知道。
那就是当逃兵。你们不但让其他人感到羞耻，回去后，家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你们要知道，自入伍通知发到你们手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军人了，就不能想走就走了，偷偷走了，就是逃兵。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急了，就问，那跑都跑出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回去！
都走这么远了，怎么回呀？
你们要在兰州休整十多天呢，到了天水，再坐我的车回去，还可以赶上队伍。
我们原来没想到自己已成了逃兵，我们以为只有到了部队后才算军人呢，听老兵这么一讲，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
我们就这样，又颠簸了五六天，终于回到了兰州。到达后，没想大部队已提前开拔了，那老兵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疆军区驻兰州的接待站，等待下一批女兵来后与她们一起进疆。
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的要求并不严格，自己后悔了要回去，人家也不阻拦。所以当逃兵的绝不是我们两人，但很多人像我们一样，走到天水，或宝鸡，或西安，又自觉或被人劝阻着，跟着下一批女兵进疆了。那时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要到新疆去，就一点也不难。
出了兰州，虽然更加荒凉，但我再也不寻思往家跑了。就这样到了新疆。先在迪化，一年后分到了伊犁。中苏边境紧张时，我和丈夫主动要求到了波马。然后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好像身体中的东西跟这里的泥土、庄稼、树木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联系着，挣也挣不脱了。一旦挣脱后，就觉得精气神儿没有了，人难受得很，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劲了。
李蔚华：那些泥沙
我们是以军政大学学员的身份进疆的，我们从长沙出发的时间是1950年5月，当时，新疆军区招聘团还没有到长沙。应该说，我们是最早进疆的湖南女兵。
我作为第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感到所走的路特别漫长。一进入河西，荒凉感就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用好几天时间也走不完的大戈壁，更让我吃惊。自从在西安改乘汽车后，车后的尘土就在飞扬，扬了几千里了，现在还在飞扬着。我觉得那些泥土已很难落定，会一直飞扬在土路的上面。
车里到处都是灰尘，越积越厚，无论怎么清扫，也扫不干净。我们身上也是——每个人都像是从泥尘中钻出来的，由于水越来越少，有时好几天洗不上一次脸。缺水是我们这些女兵最难以忍受的，在湖南，我们就像水中的植物一样，离开了水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和其他女兵一样，浑身发痒，觉得十分难受。
我们从长沙出发时共七百多人。一进哈密，就开始留人，然后迪化、焉耆、阿克苏都留——还有一部分去了北疆的伊犁、奎屯、石河子等地。待我们走到喀什，前往和田时，就只有我和范志群、曾可兰三人了。在我的感觉中，那些人好像不是留在了路上的哪个地方，而是被路给吃掉了。好多人我们分手之后再没见过面……
我报考的是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招生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
那时候，这种招生的消息很多，一条消息出来，就会像一阵风，刮跑一拨人。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所以她害怕我去参军，因此格外提防。
那时信息不通，即使离省城只有几十里路，好多消息就传不过来了，即使能传来，新闻也变成了旧闻。涟源离长沙那么远，好多事情更是难以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军政大学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很吸引人，加之四野是闻名天下的彭德怀领导的，我就更想去了。
但我怕母亲伤心，不知该怎么给她说。想了半天，我还是给母亲说了，我说我要去长沙。母亲一听，就紧张起来，问我去长沙干什么？我说我去考大学——当时高二就可以考大学了。她又盘问了半天，最后相信了，给了我五块大洋，把我送了好远，还说了好多祝愿的话。
湖南正是初夏时节——包括后来的好多女兵都是在这个时节离开家乡的，到处美得让人心醉。我穿着草鞋，戴着斗笠就出发了。涟源到长沙有三百多华里，我走了三天路，又坐了九十华里船，一共走了五天时间，终于到了长沙。
到了招考的地方，才知道去报考的人很多，从湖南各地去的有好几千人，仅涟源就去了三十多人。当时对文化要求很严，还有就是对女性特别关照。名单公布下来，涟源就我一人考上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军政大学的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由延安迁至东北地区，改建为东北军政大学。后又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等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根据学以致用和急用先学的原则，采取短期训练和灵活教学的方法。所以这类大学，也算不上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而我考进去的时候，正准备撤销它了。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以这种方式参军了。
所以，我对母亲讲我考上了军政大学，她还很高兴，很自豪。
但我没想到自己会到新疆去，更没有想到会到和田。是的，新疆、和田，都只是我在历史书中偶尔碰到过几回的地名，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只是历史中的地方，与现实是联系不上的。我没想到我会生活在那里；没想它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没想到我会在那里面临人生的抉择；更没想到我从那里还要向前走，一直走到了茫茫喀喇昆仑山脉的深处。
五○年进疆的路比五一、五二年的路更难走，它在惨遭战争破坏后，还没来得及修复。好多地方我们得下车来修好了路才能走，这样走走停停，到达和田已是十一月份。我在路上走了七个月之久！如果除去沿途的休整，在路上也至少走了四个月时间。就那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开始我们一停车，还问一问前面还有多远——他们总会说，不远了，还有百十里地，就这样，一直是那百十里地。后来，我们也不问了，任那车摇晃着，颠簸着往前走。其实，他们不告诉我们具体的路程，是怕吓着我们。如果他们说，哦，还有三千里路，五千里路，或者说还要走一个月，两个月，我们恐怕早就吓得不愿意走了。
但我们是多想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呀，因为出西安后已是盛夏，所以最热的月份全在路上。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车帮很低，为防止我们从车上掉下去，就在车帮上插了许多棍子挡着。当时全是泥土路，车一开动，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一天路走完，车厢底要积两三寸厚的泥沙，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都塞满了泥沙。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我最害怕的就是车子在遇到坑洼时突然减速，因为车突然减速，灰尘就会从车底猛然升腾而起，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掩埋在里面，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以至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牙齿缝里还有当年的泥沙，还觉得它们牙碜，还觉得当年积在耳朵里的灰尘没有掏干净。时时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种难受和痛苦可想而知。到处无遮无挡，有时一个大戈壁要走四五天才能走到头。太阳贴着头皮烤，即使车跑起来，吹过来的也是烫人的热风；车要是停下来，就觉得天地整个成了大烤箱。白天身上总是臭汗淋漓，很少干过，汗水和那些泥沙沾在身上，一搓就是一大卷子，身上的馊味儿呀，自己闻着都熏人。所以我们女兵很不好意思走到男兵身边去。就这样捂着，整整捂了一个夏天……
我原以为军政大学肯定在兰州，但车在兰州没有停；又以为在迪化，车在迪化也没有停。没有停也罢了，至少该休息几天吧，但为了赶路，这些城市最多也只停留了半天，就又出发了。
记得在迪化，我听说还要往前走，就心有余悸地问带队的一名科长，前面将到哪里去？
他说喀什。
我问喀什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
我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什么地方？
他说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翻过了天山就是。
我问到喀什还有多远？
他说不远了，就一千六百公里。
妈呀，你说多少？一千六百多公里！我一点也不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呢。
真是一千六百多公里，你已从长沙走到了迪化，所以那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新疆这地方大，三五百公里的距离算近的。他毫不在乎。
天呀，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呀，那可是三千多里路呀。我一下子觉得绝望了，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哭。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流泪。我咬着牙忍着。
过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已把泪水咽进肚里了，才又问道——我的确想听到一句不再往前走的话，哪怕是暂时不往前走也好——那我们在哪里上学呀，我考的可是军政大学，总没有一节课不上，只在路上走的大学吧。
科长笑了，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在路上读的，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毕业了；反之亦然。
我说我知道了。我说完后，就跑到厕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