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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半成为整体。我们是他们的姐妹，也是梦想中的爱人和未来的母亲。我们承载的是半个世界或许更多。
哭归哭，三天以后，真格的东西就来了，开会、讨论、汇报思想、检查日记。最后落到一点：建国建疆，立家立业。但每个人似乎都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就是不能找对象，不能结婚，不然就回不了老家了。但事情并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最后，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几乎全在这里成了家。
自从陈淑惠与老赵结合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吾瓦，她在这里与盐碱地战斗了一生。
你不知道，这里的盐碱有多厉害。1952年，全团播种粮食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亩，盐害面积就有两万二千一百零五十五亩，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1961年，盐害面积达到了三万多亩，1974年，达到了近五万亩。
最让陈淑惠痛苦的是，有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由于泛盐严重，不得不弃耕，必须灌水洗盐才可能有一些收成，但土质变劣，产量锐减。“头年小丰收，两年便减产，三年‘秃子头’，四年把种丢”就是土地盐化减产的生动写照；有的条田则成了“盐碱滩，苇子草，十亩庄稼一肩挑”。一、三支渠及三支渠土地是陈淑惠和全团官兵们当年一起开垦的，最后都不得不抛弃了。当她看着那泛着盐碱、一片荒芜的土地时，当她跟着大家撤离那里，抛弃那些土地时，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仿佛抛弃的不是土地，而是自己的孩子。大家的心情都灰灰的，脚步特别沉重。陈淑惠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望那些土地，一次又一次淌下了伤心的泪水。1964年，全团弃耕面积达到了七万余亩。到80年代末，重新开垦、收复这些弃耕地时，已经退休的陈淑惠又参加了。
这块贫瘠的土地是不适宜耕种的，早在1952年，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到吾瓦考察时，就曾经下过结论。经过了近五十年的种稻洗盐，这片土地才渐渐变得肥沃。但这时，陈淑惠的身体已经垮了。
陈淑惠是在参加一次收复弃耕地的劳动后，感到身体不行的，那时她六十一岁。后来，她一直熬着，最后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还是一直参加劳动。她在吾瓦一直种棉花，退休后，她每年都要去拾棉花。这本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但对她已成了习惯，如果到时候不到棉田里去，就浑身不舒服。
她最后是倒在棉田里的，当时棉花已经拾完了，连棉秆也收去作燃料了。天气是在深秋，大地已有些萧条。她一直想到田野里看看，在田地走着，突然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没有用手去擦，而是任它流着。这时，她看到了自己进疆后栽活的第一棵胡杨树。她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急切地向它走去。但她已走不快了。
她那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多岁，唉，六十多岁就老成了这样，真是丢人啊！
六十五岁那年，她死在那棵胡杨树下。人们发现她时，已是次日中午，她的衣着整洁干净，脸色平静、安宁，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中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背靠的树一夜之间，叶落殆尽，有些金黄的叶子就在她身上盖着。
她所埋的十三连，是坟茔的代号。那是一大片的坟地，先前的排列整齐，后来的显得凌乱，远远看去，一个接一个的土包显得没有边际。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一条水渠。水渠一边是坟墓，一边是农业连队。
唉，说起来——辛酸哪，陈淑惠确实不容易啊！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老家的人来看她，一过六十岁，她就常常说，她死后要在坟前立个碑，写上“湖南长沙女陈淑惠之墓”，说老家来了人好找。她还说她的坟头要朝着东南方向，说她的老家就在那里。平时香梨熟了，她就会说，哎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可以尝尝我种的香梨了；打谷子的时候，她就会念叨，唉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可以尝尝我们吾瓦的新米了；春天来了，她就会说，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这正是我们吾瓦最好看的时候；冬天她则说，老家的人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太冷了，到处光秃秃的，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见我生活在这里，一定心酸的。
可是……唉！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