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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天的骑马行军，战士们已疲惫不堪。我在马上更是颠得受不了，早就想从马背上下来，钻进帐篷里好好躺一躺，没想风暴偏偏作对，像要考验我的意志似的，叫我不得安生。我被冻得忍受不住，索性哭了起来，眼泪从眼眶中滚出后，刚滑到脸蛋上，就被冻成了冰珠儿，有些直接掉在大衣上的泪也迅即结成了冰。
营长王久荣见到后，不再让我挖，甩给我一件棉衣，让我披着，专门负责往火里加柴火烤土。
不挖好地窝子，夜晚就可能被冻死。后来，经过侦察，发现匪徒也盘踞在附近，就又派了一部分人加筑工事。
那场黑风暴整整刮了三天三夜，最后才没趣地停歇下来。风一停歇，马上就闻到了血腥味。乌斯满要给骑兵团一个下马威，趁风暴之时，残酷地屠杀了骑兵团在阿尔金山牧场里的少数民族牧工及其家属和孩子。二十多人无一幸存，并抢走了所有的牛羊和马匹。
那天，我跟着通信员到牧场去，远远地看见牧场上空升起一股尘土，然后直往西南方向而去，我们觉得不对头，马上报告了团部，团里派出两个连的人马飞速赶到时，牧场已被洗劫一空。
尤为可恨的是，部队把死难者掩埋后，土匪们又把尸体挖出来，把耳朵割掉，眼睛剜掉，皮剥掉，再五花大绑挂起来，使死者备受凌辱。再次把死者埋葬后，土匪又掘出尸体，大卸八块，分尸后甩得到处都是。
但土匪的作恶多端不会长久，1951年2月19日，在骑兵团及甘、青部队的围攻下，乌斯满被活捉。是年4月29日，经过公审，乌斯满在迪化被判处死刑。
待其他残匪全部歼灭后，已一年过去了。我这才随部队撤回若羌。不久，骑兵团进行整编，说骑兵团没有女兵编制，我回到师部所在地焉耆。我从南到北再次横穿罗布泊。可回到师部才十天，一位参谋找我谈话。他对我说，根据工作需要，骑兵团还需要女兵，你愿不愿意回到骑兵团？
在骑兵团待了一年多，我对那里已有了感情，虽然同意回去就意味着还将横穿罗布泊，还得走那可怕的险途，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再次爬上了军用卡车，再次在飞扬的尘土中穿越那荒凉恐怖之极的地区，想起自己在两年中三越罗布泊的情景，至今仍心有余悸——
按说，有车不时地在焉耆和若羌之间跑，应该有一条路了。但是没有，那路一跑出来，就被风抹去了，被沙埋住了，连工兵们做的标记，也会被风沙弄得无影无踪。所以，我每次横穿罗布泊，都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险恶之地。有人说路在脚下，而我们的路在车轮子，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路。
坐的仍是道奇牌汽车，这些汽车使用到现在，早已破旧不堪，病入膏肓了。一天要抛锚和修理十来回，这还算顺利的，所以一天最多能颠簸八九十公里路。
车一坏，心里就着急，可越着急越出事，那次刚过托尕木，车熄火了，一检查，油箱里的油不知啥时漏了。没了油，车就成了废铁。大家干巴巴地等了半天，没有来往的车，只好背着行李，徒步往若羌走。哎呀，那个苦呀，可是吃够了。走了没多远，就感到脚掌、脚心火辣辣地痛，接着就起水泡，淤血泡，一旦磨破，就跟针扎似的。休息时，脱掉鞋子一看，那泡打得可真有水平，司机诙谐地叫它重叠泡、集团泡。人家说这泡用马尾穿后，不伤脚，可那大漠戈壁的，哪里有马尾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到达若羌后，脚已不能沾地了，脱了鞋，就血糊糊的，可吓人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不久，团部移驻阿拉尔。我尚未痊愈的双脚，又跨上了马背，踏上了翻越阿尔金山的天路。
1953年5月，团长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久荣，他就是那个在阿拉尔剿匪时把棉衣让给我的骑兵营长，我同意了。当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会在这样苍莽、磅礴的山脉间产生。
我自来到新疆，就再没有回过湖南。因为这里有我的爱，有我劳动的辛劳，有我的儿女，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
熊令义：背一个，抱一个，来到了新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人们摇摇头。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人家也说不认识。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历不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护士，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二师、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