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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的统一考试制度和统一录取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那么怎么办？实际上很简单，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由集中式的、集权式的经济，转变到分散式的、分权式的经济，不仅在经济领域当中应该如此，我们很多领域都应该如此。分散就意味着权利的扩大，不是一个人权利的扩大，而是民主的权利扩大，我们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搞民本经济，人本经济，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能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业，那么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管理也应该是分散的，中国这么大，至少我们不能做到每一个高校都能自主招生，也应该做到每一个省首先应该自主招生，而且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千万不要变成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又是警察，什么都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权利下放了，那么我们的中央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用来监督，你制定规则，然后别人执行规则，最后你监督执行规则的人，当然我们教育部门本身也应该需要受到监督，监督者还需要监督，所以我想，总的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整个核心就是应该由集中向分散发展，这不仅是国外的经验证明，而且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历史经验也证明，我想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应该越来越证明这样一条真理，我把它叫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由集中向分散，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都是主人，都是权利和义务责任的统一，而不会形成某些人、某些机构只有权利没有责任。
主持人：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位网友的名字叫“绝对在乎你”。他说：您说过，中国较好的1/5的学生和较差的1/5的学生之间，其教育条件差距至少在3倍以上，请问顾大人，这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尽管我对您的3个数据有所怀疑，但我对您得出的结论十分赞同，您说在这样的条件下，统一考试，实际上是对农村考生和公共教育设施不发达地区的考生的歧视，这就好比是吃肉的运动员和吃菜的运动员，刚才您说过进行比赛一样，这简直太对了，我建议，立即要国际足协把中国足球队和欧洲足球队分开比赛，他们是吃肉的也太欺负人了！
主要还是问您的问题，是说1/5好的，1/5差的，他们中间差了3倍。
顾海兵：这个我就给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市内的中小学，这个教学条件，它的经费，这个不需要解释了。然后你再看看我们北京郊区的远郊、山区的小学，你去看一看，有一次我听中央广播电台半小时的节目，午间半小时，大概是在门头沟区，好像有一所小学，前几年，全校的所有体育用品，只有一副羽毛球拍子，而且这一副羽毛球拍子，还是前任的城里的老师到这挂职的时候带来的，所以这个3倍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你把城里的和城镇的，和农村的，农村里面在中西部的，你要比较肯定有三倍，我记得大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外语教学，城里的学校集中了很多外语老师，而在农村的小学、中学、初中，外语老师非常少，可能全校只有一个，而城里的外语老师超编，所以在经费上、在教职员工的配备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个都不用我去证明它，实际上，在座的各位，我想如果有来自农村的，肯定有亲身的体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必太追求特别精确的数量，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就足以了。
主持人：好，下一位网友叫“翠花，上酸菜”。他说：老师，听您的话，读您的书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您说我们国家用同一套标准衡量各种不同的学生，不考虑各高校对学生的特别要求，因此高校也无法像企业那样，自主而有针对性的吸引自己所需的人才，这简直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激动的我现在就想让翠花给您端上一盆酸菜。
顾海兵：谢谢，我比较喜欢吃。
主持人：我听说北大的季羡林老先生，当年就是北大、清华分别考，最后掂量来掂量去，选择了清华，不过老先生最后还是在北大当了教授，但顾老师，我特想知道，如果像民国时期那样，各个大学考试时间不统一，学校各自作主，暗箱操作岂能了得！
顾海兵：任何改革它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付出一定的成本是必要的，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如果我们因为改革有一个短期的成本，我们就不搞长期性的改革，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而你从现在的发展来看，大家都赞成由考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发展，那么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一种各尽其能，各尽其才的教育，这非常清楚，所以既然大家都赞成这个大方向，那你那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太正常了，同时你应该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搞黑箱的，只要你真的铺开了你程序的设计、你规则的设计、监督的力度加大，绝对不会出现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混乱，不可能，你一定要相信多数人，当老百姓掌握了这个权利的时候，当多数人掌握了这个权利的时候，自然的形成了制约，而且有一段混乱的时期，有利于我们今后的改革。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不可能有这样的方案，所以付出改革成本是必要的。
观 众：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它一个真正的人才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的话，应该是一个人尽其才、人尽其能的社会，但是我也非常同意你对高考制度的一些反思，但是我认为，高考制度它是作为一个门槛或者作为一个层次，来保证未来得到这种高等教育基本的一个水平。如果就按您的这种逻辑推导的话，难道我们能指望一个高中生，他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发展，比如说他非常喜欢钻研物理，难道我们希望他能造出原子弹吗？谢谢。
顾海兵：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如果今后我们的教育发展的话，可以有一个趋势，所有的高等教育不需要任何考试，自愿。这个在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了，是一个现实，他们所以有考试，区别就在于，你上的是名牌还是不是名牌，因为它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可以做到没有门槛，教育要搞那么多门槛干嘛，我们搞这么多门槛，是因为学校空间太小，如果我们的学校很多，我还需要门槛吗，让更多的人学习不是更好吗。当然这是从远景来看，但是我们的资源又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没有一个门槛，让那些可造之才能够进来，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可造之才是一个什么才，是一个所谓的全面发展，还是专才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中国需要专才，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太多，太需要分工。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所以你说的那个门槛，我并不反对，因为我们资源有限，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资源很无限，清华办成一个超级的清华，全国所有的学校都是清华的分校，那不是更好吗。也有人曾经提出，中国所有的高校都叫中国大学，某某分校、某某之校。
主持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这么提出过。
顾海兵：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关键就在于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潮流，或者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千万不要搞单一化，计划经济为什么最后要否定它，就是因为它太单一了，人很不丰富，穿衣服都穿一样的，你难不难受啊，如果在座的女同事，不穿彩色的，那就没劲了。本来男女差别不是不大，但是衣服一穿，那男同志一看眼睛就发亮了。
观 众：我觉得现在咱们高考制度作为一个统一的选拔学生的一种方式，它根据哲学的观点来说，一分为二，肯定有利也有弊，它的弊端就像网民已经说过，如果钱钟书或者吴晗，在现代社会，他们肯定要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尤其现在很大众化的一个韩寒现象吧，韩寒这种所谓的偏才或者专才，他们被拒之于高考门外，您能不能给他们这一类，或者是离经叛道，或者是有特别才能的人，给他们指出一条活路呢，让他们也能进高考，进入大学里面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发挥他们的专长，为咱们中国12。6亿人出现更多的拿诺贝尔奖，或者像其他的大奖那方面的大师级的人物呢？
顾海兵：比如说做为某一个人，专才的人，我觉得如果有大学愿意要他，好，如果说所有的大学都不汲纳他，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进不进大学无所谓。所以有的时候，我对外，我打出我的名片的时候，我的名片上这样写的，“中国非主流学者”，我并不讲我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我需要讲这个行头吗，你这个帽子戴的再多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你就是过去历史上有再大的贡献那只是历史，你现在没有产品，没有高质量的产品你就没有市场，我们有些人一拿出来就是什么博士生导师，院士，有多大的意义，中国就是有一万个院士又能如何呢，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拿出来顶天立地的成果。再一个，你刚才讲的诺贝尔奖，我给你提一句话，一心想拿奖的人拿不了奖，我们中国现在想拿诺奖的心情太迫切，一来一个什么诺奖得主就崇拜的不得了。有什么意义呢，你一心拿奖就能拿奖吗，一心想当将军的士兵他当不了将军，当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也不是好士兵。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这种所谓的诺奖情结，自然科学奖我不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可以这样说，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没有发言权，他连中文都不懂，他哪儿来发言权。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问他，你知道中国的“水分”是什么意思吗？中国的水分，统计数据的水分他懂吗？他不知道。而且诺奖得主自己都讲，我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没有发言权，可是我们花了好多钱把他请来，当然我们可能在形式上有一些作用，但是并不是说不交流，交流的方式很多。而且我可以这样讲，诺奖得主很多人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早就提了，当然可能中国有一个传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可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都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有些专才可能进不来，这都无所谓，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您进不进大学，是不是要有个身份，都无所谓。世界上最早的飞机设计制造者是谁啊，是没有什么学历的莱特兄弟，他不一定非要到大学搞个教授职位，你不到大学里也是教授嘛，你是真正的教授。
比如说，我们讲司马南，司马南是教授吗，不是大学的教授，可是我认为他绝对不亚于教授的水平。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在教学这个讲堂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市场，而这个市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