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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社会大众了解忧郁症，我不仅写《晚安，忧郁》，现身公开了自己最不堪的染病真相，把生平一大堆拉拉杂杂的私密悉数曝光，还要以这样笨的演技去还原发病时的全貌，我恐怕是全台湾最爆笑、最古怪的忧郁症病人了。
拍摄完毕，制作单位走人了，我也离开了公园，不想就此回家去，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似乎我刚才演得太入戏，以致收工了，心情仍收不回来。慢慢地，我踱到新生南路对面何嘉仁书店的走廊，软倒在一张铁制的情人座上。
我茫然地呆坐在那儿，感觉天地之大，却毫无让我开心的理由了。活着，变得可有可无，我只是一息游丝的气还吊着而已。
怎么搞的呢，我的心境为何忽然惨跌倒这样深的谷底了？在这之前的整个白天，我那份明显活在人世的清醒知觉，业已逃逸无踪。
如果这时摄影师还在，赶快开机，猎取到我瘫痪的神色，应该会比刚才刻意演出来的更为传神吧。
坐在那张椅子上，也不晓得过了多久，我始终被一股沉重的力道往下拉，那种“活不下去”的苦涩滋味又悄悄渗进心扉了。突然希望自己消失，没有呼吸，没有感觉，同时让这无边忧郁的病苦随着自己的生命消失，无法再作恶。
就在百无聊赖之际，我按下手机的一个记忆键，打给好友张维。
他一听我的语气，马上就知道我的情况不太好。我虚弱地说：“活得好累，又想到死了。”
张维在几年前一度也曾爆发忧郁症，属于家族性遗传，他的姐姐病情更严重，从来没有断根，几年下来陆续都会复发，他自己在年纪轻轻时也被这个病魔缠上了。
张维是原住民，发病那年，就回到新竹山间疗养，每天爸妈轮流开车载他去山顶，让他静坐在群山环抱中，感受大自然雄厚生命力的滋养。
就因为张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若是跌入情绪的深渊时，通常打电话给他，都会获得友善的体恤，而不像一般没有经验过忧郁症的朋友，往往会被我的求救弄得手足无措。
更甚而有之，我如果是向别人提及死这件事，约莫是自找无趣，甚至是自取其辱。但是跟张维说则不然，他在电话那端陪我叹了一口气：“这感觉很累喔，唉！我了解。”
当时张维远在新竹，我也只能简短诉诉苦罢了，这杯浓墨一般的愁苦终究要一个人喝下。
路灯渐渐亮了，我像是透明空气坐在那张椅子上良久，心头空荡荡，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踏出去了。
这时，万万没想到有人忽然低下头来，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将我从发愣中拉回。我抬头一瞧，是一位年轻的女孩，一下想不起是谁了。她提醒我：“是我啊，我是妹妹，我们在飞碟电台见过面。”
喔，难怪这位自称妹妹的女孩很面熟，经她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原来那次去飞碟电台上张清芳的节目时，因为要讲的主题是忧郁症，这位妹妹正好在飞碟打工，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就央求张清芳让她一起进录音间旁听，结果我们两人讲着讲着，注意到她一边流泪，一边频频点头，情绪激动，显得相当投入。
张清芳因此拉着她一起加入访谈中，才聊起来她几年前被家人送去英国读高中，独自在异乡，与一大堆不同肤色的同学相处，她感到老师有种族歧视，因此更加发愤用功念书，不让别人有藉口瞧不起她。
可是压力也因而膨胀到她无法承受的地步，开始出现幻听、幻觉，最后崩溃了，搞到竟被两个彪形大汉冲进宿舍将她架走，强制送医，她还记得那时一直尖叫着，大声呼喊妈妈。
我那天在录音间看着这位妹妹，清纯的脸庞仿佛还有昨日的残存的余悸，没料到在我失魂坐在街头角落时，居然会跟她意外重逢。
“咦，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就住在这附近啊，你还好吧？”她显然留意到了我的异状。
为了不让她忧心，我强打起精神，挤出一丝不太道地的微笑，回答说还好。
同样是忧郁症悲惨世界里的沦落人，我们相视而笑，她大概也知道我答案里的些许无奈。但我还是勉强灌注了一丝气力，打起精神，不愿让她太为我操心。她年纪那么轻，就经历过独自在异乡精神崩溃的打击，我毕竟虚长了她好几岁，当然不能在她的单薄身子上再加重负担了。
她当时在录音室就跟我要了手机的号码，希望保持联系，这次无意间巧遇之后，她果然又打过一两通电话问候我。有一回，刚好我正在忙着应接媒体访问，她关心地问我在干嘛，我照实说了。
天哪！人生的际遇真是巧妙。
我后来时常想起这位妹妹，她的人生才刚要展翅飞翔，就扛着一粒如此沉重的精神之瘤，还必须奋力一搏，比我还要勇敢。我默默在心里祝福她，这趟休憩之后的再度起飞，可以迎向开阔的蓝天。记得那次听她在录音间提到，将来还是想回英国把书念完，我诚心地希望她永远不会像我这天一样，演出“重回忧郁症发作现场”。
第五章陷落在搬家的噩梦中
在忧郁症患者的眼中，有许多生活里的压力是被放大了好几倍，变成一头庞然巨兽，张牙舞爪，流着恶心的口涎。譬如，新换了一份工作、学校的报告写不完、手中的股票一直在跌、缴房贷的日期逼近，甚至于有时连胖了半公斤这种芝麻绿豆的事，都会变形为一根绞刑的绳索，绕在患者的脖子上，一寸寸缠紧。
总之，生病前可以应付天大任务的雄心壮志，此时似乎都退化了。
小时候到我念学之间，因为家境不佳与租约关系，记忆所及，我们一共搬了十二次家。每次都不是为了改善住的品质越搬越好，而哪里找得到落脚处，就哪里落荒逃去。算一算，我的童年与青春期几乎都在“天哪！又要搬家了”的噩梦中度过。
所以，搬家，本来就是我个人成长经验中特有的焦虑与惊恐，这下又有忧郁症的助纣为虐，我几乎无法待在房子里，每多待一刻，我就感到搬家的心理负担一直加重，然而我也无别处可逃。
说来心酸，但这正是忧郁症折磨人的地方，它让当事人的判断力整个失去了焦距，应付能力也全面萎缩，胆量与情绪智商更是退回到可笑的原始状态，一点小枝小节就会被放大成洪水猛兽。
意外冒出了这场病，人生计划跟着生变。我和姐姐商量之下，决定另觅新居，这次不是找只介寻租了，而是买一个自己的窝。既然都是在缴钱，每个月的房贷，至少比付出去如同丢进水里的房租划算。
由于这些年我的钱都花在纽约念硕士，以及到世界各地旅行上，剩下的微薄积蓄也计划要挪作念博士基金，身为唯一亲人的姐姐于是大方承诺，自备款由她来支付，每月的房贷才交给我负责。
这本来应该是一桩美事，不过搬家毕竟是搬家，所有纷纷扰扰的细节一概不会少，最叫我焦躁的是，姐姐是自备款赞助人，理所当然介入了这个大计划，我跟她之间原来就存有许多价值观的冲突，更趁势搬到了台面。
从一开始她询问我手头还有多少钱，我便处于一种刺猬防卫的火药堆中，经常烟硝味弥漫。有一次，我提到在我的医疗保险单中她是受益人，当她知道多少钱后，发出了轻笑：“喔，那也没有多少嘛。”
她这番无心的注脚刚好触痛了我最敏感的自尊神经，忍不住就一股气冲出口：“那么抱歉喔，我的这一条命就只值这么多钱，不然你想怎么样嘛？”
因为在我的观感里，姐姐习惯以现实的物质性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与我偏好标榜抽象的精神性形成强烈对比，所以在购屋的过程中，包括接洽装潢、订新家具，钱这个话题不免三番两头跳出来搅局，搞得我与她的对话不是乌烟瘴气，就是剑拔弩张。
有一回还在旧家，她又很粗枝大叶地践踏了我的感受，将我一步步逼向发狂的悬崖边缘，我再也无法压抑暴怒的脾气，在做出任何失控的遗憾举动之前，对着她大吼；“你给我出去，出去！”
隔一天，她又上门了，气氛很僵，从她嘴中果然说出了我最担心的话：“你昨天说那些是什么话？什么叫做‘你给我出去’？难道以后搬到了新家，你也要叫我出去？”
我就知道！我早猜出来了，她铁定会口出这一席威胁的话，因为新家的自备款是她支垫的，算是一半的屋主，我当然不能再像在这间我租的房子一样，有权赶她离开了。
唉，我心知肚明，惨了，往后我成了尊严遭到绑架的弟弟，甚至是人格自主权被一刀阉割了，还有什么资格再坚持己见？
几次我跟她起争执，在火气遽增下，我失去了理智，扯着喉头叫喊道：“买房子的事一笔勾消，我不要了，我不会去住你买的房了。”
就这样跟她来来回回吵了好几次，我的忧郁症像一锅沸水，每天都在火焰上煮。
整件事让我无比困扰，好像跌进了一口没有出路的废井，坐困愁城。每次跟她一商量到与新屋有关的事项，我就感到极度不耐烦、全身乏力，总要提起好大的一股劲，才能勉强应对。
而她正好相反，老像是精力无穷，奇也怪哉，待在她身边，或者置身方圆几公尺之内，我常有力气被她吸走、陷在流沙中无法动弹的感觉。
后来我跟胡因梦提到这个经验，她非常理解，说起她母亲生前与她住在一起时也有类似的状况。
她还苦笑着说，那时她整天无精打采，早晨刷牙时，力气似乎溜走了，连牙膏的盖子都旋转不紧，因而老被她妈妈数落。
胡因梦说在这世上，有些人是所谓的“盗能者”，他们不自觉盗取了别人的能量，让身边的人常常显得有气无力的。
我后来仔细一想，在人群中似乎确实有这样的一批人，不晓得什么原因，总要费好大力气去应对、去交涉，你好像跟他沟通什么都不太顺遂，他们会自个儿一直讲不停，也不太管你的反应，只顾着非把心中的话一股脑儿说完。
在许多方面，我觉得姐姐跟胡因梦在其自传《童女与死亡之舞》中提到的她妈妈十分神似，我就有好几回被姐姐气到七窍生烟，紧急打电话向胡因梦求救，借水浇熄我的怒火。可怜无辜的她，也几度成了我和姐姐紧张关系的间接受害人。
后来我在旧金山念性学时，有一学期的课程集中于“性治疗”（sex therapy），在当中的一门课是关于“高难度的个案”，教授特别举例说明，其中一个女性患者，简直就是这种“盗能者”的最佳范本。
她是一位体型庞大的非洲裔妇女，与身材娇小的丈夫正好是绝配，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无法受孕，身体机能检查都没问题，所以前来性治疗门诊讨救兵。
他们这一对夫妇已经辗转请教过许多高明，大家一致的结论都是摇头，找不出原因，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被这位大块头妻子搞得筋疲力尽、人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