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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啤酒的情景。
我一定得小心些！我一定要小心翼翼！我一定要像在热带区，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环境里工作那样小心翼翼。
刚过五点时，我想我今天已经受够了，于是就坐了出租车回家。在广告行业里下午五点下班就像普通行业早上十一点就下班一样，所以我有种消极怠工的犯罪感。但当我坐在车里，一路上看见窗外景物是多么光彩照人，建筑物是多么雄伟壮观，我立刻就心旷神怡了。出租车一路呼啸前进，我像踩在云端般惬意。
我突然感到我获得了一股清醒的力量。
而这确实很令人激动。
出租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呼啸至第二大道，这时黄灯亮起来。我想我们可能过不去了，但是出人意料地，我们竟然赶在红灯亮前过去了。我们成功了！这使我兴奋异常，我们这样一路顺畅仿佛是上天注定的；而错过这个灯则预示着坏运气，像一个诅咒。我今天成功解决了工作，我今天还要去参加匿名酗酒者会议，我不会再喝酒，我甚至不想喝酒，每件事似乎都恰到好处。
我甚至都觉得我都不用像以前一样，费力说服自己不要喝酒。
《深度郁闷》第三部分第五章 准备着陆（四）
“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一个穿着大花衣服和Reeboks鞋子的女人对我说道，“我是温迪。”她伸出手。酗酒顾问和大花衣服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我从“治愈地平线”接待区的椅子上站起来。她不知道怎么握手。她把她的手放在我手心里，仿佛正递给我一条她刚抓到的让她无所适从的小鲑鱼。我想，她父亲可能一直想生个男孩，所以一直没心思教她怎么握手。
“你好，温迪，很高兴见到你。”
“请跟我来。”她笑着说。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护发素和她大花衣服上那些花的味道，我怀疑她是想借此掩盖什么。不过当然，酒鬼们通常是敏感多疑的。
她走进办公室，在她办公桌后坐下，并向我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副裱起来的海报，上面写着：你愿意放开你的意志，任它而去吗！？她还有一张塞满各种手册的大书柜：《管理信函》、《十二步骤》、《当酒鬼的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你想和我们一样》……
接下来的五十分钟，我们过了一遍我的“治疗计划”。星期二和星期四小组治疗，星期一一对一治疗。我签了一份同意表，申明我不会和小组里任何一个人发生恋爱关系；还有如果我不能再参加小组或一对一治疗，我必须得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
“你回到现实后感觉如何？”
我肆无忌惮地笑起来，现在的我已经开朗而富于表达力。“还说不准，但是充满希望，真的充满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充沛地表达感情，这样使我的话听起来更可信。
“那很不错。”她安心地说，“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没关系。我很高兴你能照实说你还说不准。”她对我微笑，房间里陷入沉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开始慢慢出汗。也许我该说些什么，但同时我又想，这些医生会对沉默见怪不怪的。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沉默，我是在内心嘈杂地挣扎，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酒鬼们的专长。
“你在普莱德院过的如何？”她问。
她是自我回来以来第一个提到这个名字的人。“那里课程很紧张，”我说，“起先我一直想走。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但你后来改变主意了？”
我点点头。“是的。我开始没想到那里那么紧张，那儿有没完没了的情绪发泄和乱七八糟的事。我是说，那儿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宏伟。那儿好像是一点点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你，所以我慢慢意识到了我确实是个酒鬼。”
“我听说很多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这使我很想问她，她是不是也是一个酒鬼，她的“听说”似乎表明她自己没经历过。我不喜欢一个治疗师只会呆板地照本宣科，我喜欢那种真枪实弹地战斗过，最好还丢了一条腿的治疗师，我喜欢有实战经验的治疗师。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合理，比如我认识的每个女人都看过妇科，她们只是不想说出来，让人指指点点。
“那么，什么使你成为了一名化学品依赖症顾问？”我问，仿佛我在面试她似的。
“你怎么会这么问？”她反问我。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瘾症的经历？”
“我有没有这种经历对你的课程有影响吗？”
我感觉我落入了圈套。如果我说是，我的心理健康跟你是否也曾是酒鬼息息相关，那么似乎我的心理健康不关我的事了；如果我说不，没什么不同，那么她会反问我又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广告文案式的回答，我模棱两可地说：“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对这种‘情绪’治疗还很陌生，所以我就老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相关的无关的……”我耸耸肩，笑起来。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你的这种不自我编撰是很正确的。”接着她又说：“那么，你去过匿名酗酒者会议了吗？”
我想，我得更要管住我的嘴，小心说话了。
我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心里摇摆不定。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思维涣散，停滞不前；心神不宁，又没有力气。沮丧？我又想到了那幅心情图。我想我是有点害怕和想家，或别的什么，也许是孤独吧。慢慢地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是想念酒了。
我想念它们宛如想念某些人，我感觉自己被遗弃了，或者是我自己当初走出了某种粗暴而互相辱骂的关系，但现在突然又想回去。因为此刻的回忆使我觉得，实际上没那么粗暴。在复原院时，他们告诉我这种感觉很正常，他们说心情好后就不会这么想了，他们说这就像家人去世时的感觉一样。
我一觉醒来，暗自庆幸我没梦到更多。然而这种轻微的快感，使我意识到我这次没有喝酒，没有宿醉未醒，这是不喝酒令人愉快的一面。
我在办公室里一整天都在努力让自己进入现实，以前让我恼火的事情我现在也一笑而过；我开始练习接受现实。我开始回复打来的电话；当我被叫去为别人写文案时，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骂滚出去，而是一反常态地说没问题。
午饭时间，我和格瑞尔一起去了一家沙拉吧。我用波菜叶、生花椰菜、跟火柴一样细的南瓜条，还有一小勺低脂软干酪拌了一份沙拉。我像一个拼命在减肥的小女孩一样，柔柔弱弱地吃这些寡淡的东西。这段时间以来我减掉这么多体重，真让我觉得奇妙，我现在几乎要瘦到皮包骨了。我现在每天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星期去健身房四次。如果你是住在纽约的同性恋，你不去健身房，渐渐地你就无人问津了。
格瑞尔看到我的午饭，轻蔑地拿眼睛瞟我。她也拌了份沙拉，不过她的堆满了熏肉和奶酪。“你怎么能这样虐待自己呢？”格瑞尔似乎对自己如此善待自己很满意。实际上那是因为她又高又瘦，所以少了顾忌。不过她同时还是不满足，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瘦而深深苦恼。
“没关系，很容易，”我说，“如果我能做到不喝酒，那做其他任何事都太小菜一碟了。”
我开始学着品赏不同品牌的矿泉水了。Evian太甜，Volvic口感清爽，Poland Springs也还不错，而Deer Park喝起来有塑料味。
我们把午饭打包带回格瑞尔的办公室吃。“我发现你有了个重大变化。”她说。
“比如？”我说，机械地叉起一片干波菜放到嘴里。
“比如你不那么发火。”她叉起一大块熏肉，裹了层奶酪。
“可能是我在很多方面被改造了吧，”我说，“比如不像以前喜欢火上加油了，变得淡定了，很多事情能过去就让它们过去。”这些事实也让我吃惊不已，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的思想能朝某些健康而有意义的方向发展。但为什么我又觉得怅然若失？
“你什么意思，让它们过去？”格瑞尔问。
她这么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总理大臣，正在夸夸其谈地教诲人。“哦，我是说，我戒了酒，同时好像也戒了其他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她问。
“就是亚马逊河流域雨林里的一只蝴蝶拍了拍翅膀，就会引起空气里花粉的传播，然后会引起什么地方的一个人打喷嚏，然后就会引起一阵微风……等等等等，最后就会影响到洛杉矶的交通或其他什么事。我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说的了。”
“哦，是的，”格瑞尔说，“几年前有个本田汽车广告好像就是那么说的。”
我对她转转眼睛：“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身上包袱少了……我也不知道……我比以前能接受其他事物了，不再愤世嫉俗。还是不要和河流对抗，老老实实地随它而行吧。”
“天哪，你真的听起来变了很多。”她拿餐巾纸轻轻擦嘴，接着她突然低头看着它。“竟然说到雨林了，”她说，“可怜的餐巾纸。”
吃完午饭后，我又一次感到心里烧起一团火焰。一团让我引以为豪的火。虽然微弱，但确实使我感觉我开始洗心革面了。用专业一点的话说，我现在正脚踩云端，飘飘然了。但是我知道脚踩云端会有一个麻烦，你会摔下来，而且摔得更重。
《深度郁闷》第三部分第五章 准备着陆（五）
下班后我径直去了“治愈地平线”参加我首次小组治疗。治疗前十五分钟和在复原院里没什么不同，因为我是新人，所以他们又过了一遍我早已知道的规则：不能打断别人的话，别人哭时不能递纸巾，要说“我认为”……我们绕房而走，进行自我介绍，谈各自的生活及断酒的时间。
十五分钟后，一个人推门而入，微妙的变化出现了。
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下走进来，带着一种冷酷的英俊，像明星从杂志上走下来。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幽蓝的眼睛，坚毅的鼻子和下巴，还有一对酒窝。他又有点不修边幅，头发零乱，衣衫不整；但是他的这种不修边幅看上去又像是每天花一千五百元请专人设计师刻意打造出来的。他一边走向窗户旁的一张椅子，一边为自己的迟到道歉，操着一口低沉的南卡罗莱纳州口音。“我今天过得糟极了。”他一开口说话就迅速统领了这个房间，但是似乎没有人介意他的霸道。实际上，每个人都入迷地凝视着他，我也是。他的眼睛只要一眨，房间里似乎就会颤动一下。我也感觉到这种颤动，让人震惊！
他的名字叫福思特；他又吸毒又酗酒；他不愁钱，并且总是有大把时间；他有份含糊不清的临时工作；他和一个从伦敦非法入境的酒鬼住在一起，从我收集的信息来看，他好像在竭力要把那个人赶走。“我昨天晚上真是累坏了。”他说，“我下班时已经凌晨两点了，再让我回去面对他真让我快崩溃了。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