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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霄一士随笔》说：“练兵计划，定全国练新军三十六镇，先由北洋入手。袁世凯锐意经营，不久，北洋四镇相继告成（第四镇即由武卫右军改编），兵力之厚，甲于各省。……诸镇之兵权、饷权悉在世凯掌握，遇事毫无掣肘，北洋声势益炙手可热。”驻华英美政治、军事观察家赞誉袁世凯是“中国惟一懂一点军事的人”。小站练兵著效，袁世凯不仅官升两级，由正四品浙江温处道晋升为正三品直隶按察使。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掌握了大清国政治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砝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农历戊戌年，是个非常出名的年份。这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京师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成了大清王朝的风暴眼。这日深夜，光绪帝宠信的军机处章京谭嗣同，突然闯入法华寺。此时政治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准备提前离京回津，以免茫然间卷入行将袭来的政治风暴。皇上近臣谭嗣同的出现，令业已紧张起来的袁世凯“心甚讶之”，着实大吃一惊。
乱中取胜（10）
高冕
一番寒暄后，谭嗣同便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然，固有所闻。”
谭嗣同：“上方有大难。”他顿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边说边用手抹着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谭嗣同把袁世凯逼到墙角，让他作出抉择：要么救皇上，要么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儿去告密求富贵。
袁世凯信口便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果是一条血性汉子，足可信赖，便取出随带密诏，将行动计划全盘托出：后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将交给他一道朱谕，并命他带兵赴津见荣禄，当即宣读朱谕、诛杀荣禄，袁世凯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隶总督，然后宣示荣禄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陆军入京，尽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听着，脑子急剧转动着。听完，就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准、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过冒失。他能指挥调动的兵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动反给皇上招来不测。
谭嗣同：“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这话有道理，便作了让步：“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世凯拒收朱谕：“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办法。”
谭嗣同：“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他献计道，“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认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会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将奈之何？”
袁世凯：“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嗣同见袁世凯坚决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驾，只好妥协。他提醒袁世凯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
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
乱中取胜（11）
高冕
紧跟翁同罢官的第二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旧例，在仁寿殿召见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康有为遂以著书进呈方式指导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这一天，慈禧太后调兵遣将，命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安排这位心腹大臣统率京城卫戍部队。随后，又命亲信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总之，用自己的亲信掌握枪杆子，护卫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维新派骨干、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此后三天，慈禧太后命亲信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赏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时称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为“军机四卿”。他们拥有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潜赴天津，同荣禄密谋于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帝。
康有为这时已察觉维新派没有抓住兵权的弱处，郑重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并通过谭嗣同呈递密奏，请皇上将袁世凯掌握手中，以备不测。此前，康有为已对各将帅进行暗中审察，最后将关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凯身上。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似乎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当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凯拜访翁同，晤谈中“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为响应维新，他提出撤销军务处为新建陆军增募三千兵员的计划。离开翁府时，他还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七月份（8月）举行的强学会开幕式上，袁世凯作为首批参与者，发动与会者募捐会费，一举得款数千金，解决了会费问题，其中袁世凯一人捐银五百两。有一段时间，他每逢周六就从小站赶到城里，在维新积极分子、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彻夜长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慷慨激昂谈论维新。经常参加通宵聚谈的，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馆教授兼《国闻报》编总夏曾佑等维新积极分子。袁世凯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和改练新军。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可以引以为助，但又“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因此，袁世凯这个武力后盾，是维新派非常需要拉拢但又恐难以拉拢的人物。康有为心中不托底，暗中安排亲信弟子徐仁禄入袁世凯军幕，考察袁的志向，并对其进行游说。徐仁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赞同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毋庸置疑。光绪帝接到康有为奏折后，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荣禄通知袁世凯速即来京陛见。
此后二日（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遭慈禧太后一顿痛斥。
光绪帝感觉大事不妙，于翌日（14日）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知维新变法面临的严重危机，要他们速速拿出应对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为正二品侍郎，乍看属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则是破格超擢。清代官制，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