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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奕生母皇后钮祜禄氏去世之后，静贵妃主持宫中事务将近１０年，已经在行使皇后的权力，可道光却只封她为皇贵妃，让博尔吉济特氏有其实无其名。
至于对咸丰，博尔吉济特氏是尽了母亲的责任，然而奕即位后实际上也并未把博尔吉济特氏视为母亲。
连老百姓都知道“生的不如养的亲”，可皇帝却不知道。
如果说咸丰在改元后就被太平天国起事、永安封王、定都南京、北伐逼近天津等一系列突发事变搅得惶惶不可终日，倒也罢了。
可是当太平军北伐的威胁已经解除、清军针对占领南京的洪秀全已经建立起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在籍侍郎曾国藩已经在罗泽南所组织的“湘勇”、江忠源所组织的“楚勇”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并训练水军、攻克岳州、狠狠地咬住了太平军。
此时，动荡的局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按说咸丰有时间像尊生母一样尊抚养过自己的博尔吉济特氏为太后了。
有时间，并不等于有诚意。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在经过两年多的等待之后，彻底失望了，她以至郁悒成疾。母亲的心病自然牵动着恭亲王奕的心……在外人看来奕、奕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一母同胞，可一旦奕继承了皇位，兄弟之间也就生分了，究竟是君臣之别影响了兄弟的情分，还是……奕的亲王是上了立储密旨的，也就是说他的亲王是先皇帝封的，可奕在即位后的册封中，把恭亲王奕的册封与醇郡王奕（道光第七子）、钟郡王奕（he）（道光第八子）、孚郡王奕（hui ）（道光第九子）的册封礼放在一起进行，极力要淡化奕是立储密旨上有名的影响，博尔吉济特氏对此当然十分敏感。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六月底，皇贵太妃已经病危，一直拖到七月初一皇帝奕才下达尊博尔吉济特氏为康慈皇太后的谕令，奕长长地舒了口气。
病入膏肓的博尔吉济特氏只当了九天的皇太后就去世了，在其去世后所上的谥号中没有道光的谥号“成”字，这位道光的第四位皇后被称为“孝静皇后”，而不系“成”字，就意味着不能在太庙中有一席之地，不过是个挂名的皇后。
奕对不给母亲系道光谥的做法非常不满，而咸丰对恭亲王的防范也愈发明显。
太后去世仅一个月，咸丰就下令解除了奕的全部职务——包括军机大臣，并让已经２５岁的奕回上书房学习。
在咸丰看来，有载垣、端华、肃顺就足够应付日常的政务了。
咸丰同弟弟恭亲王奕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恭亲王奕的处境比起雍正时期的十四爷要好多了，起码没被软禁。
是咸丰的“孝悌”之念还未完全泯灭，还是连整人的手段都比不上高祖雍正呢？在另一个世界的博尔吉济特氏，如果知道自己刚去世，咸丰就对奕翻脸，又会有何感受呢？更令她不可能料到的是：八年后咸丰去世，在又一次政局的巨大变化中，由于恭亲王奕的特殊贡献，咸丰的儿子同治让孝静皇后得到“系谥、太庙”的待遇，从“孝静皇后”变成了“孝静成皇后”。
可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女婿景寿却在这次事变中被罢官，“叹人生，终难定”……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1）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
玩弄权术她堪称轻车熟路，应对国际局势却总是一误再误；如果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再向前迈一步，她就成为中国的明治；遗憾的是她不仅未能迈出这步，甚至还把试图迈出这步的人给扼杀了，使中国失去向近代转轨的机遇；更可悲的是，为了泄私恨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还迷信起“刀枪不入”，结果是“扶清灭洋”终成虚话，而“辛丑条约”却实实在在地套在国民的脖子上；迨至提出所谓“预备立宪”时，早已无力回天……如果道光择立的皇太子不是皇四子而是皇六子、如果咸丰也像他的父亲道光那样到去世时至少有六个儿子健在、如果咸丰的寿命起码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活到六十多岁，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就不会给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留下如此大的空间，然而历史没有那样多的如果……
叶赫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入宫，被封为懿贵人，那一年她１６岁，比刚刚即位改元的咸丰皇帝小四岁。
贵人的封号在宫中是偏低的，比贵人还低的是“常在”、“答应”，而比贵人高的有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
尽管叶赫那拉氏在宫里的起点并不高，但在咸丰四年晋升为懿嫔。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是他在藩邸时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她在道光二十七年同皇四子成婚，可怜这位原配在咸丰即位前３２天去世，咸丰即位后被追封为孝德显皇后。
咸丰的第二位皇后是钮祜禄氏，虽然比叶赫那拉氏小两岁，但她在咸丰居藩邸时就嫁了过去。
在追封萨克达氏孝德皇后不久，咸丰就册封钮祜禄氏为孝贞显皇后。
对叶赫那拉氏来说，能否往上熬，主要的就看能否生儿子了。
咸丰在即位时还没有一儿半女。
但要争取到生儿子的机会也没那么容易，且不说后宫粉黛中有名分的就有１８位，此外在圆明园还有被金屋藏矫的江浙美人分别被安置在“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期望能同皇帝共度良宵，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就很难引起皇帝的垂爱，更何况咸丰是个子嗣不旺的人，从他结婚时起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将近２０个后妃就没有一个能生下子女，可真有点邪了。
第一个怀孕的，是同叶赫那拉氏同时进宫的丽嫔他他拉氏，他他拉氏在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五月生下位公主。
紧接着懿嫔叶赫那拉氏也有了身孕，而且居然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三月生下大阿哥载淳，咸丰兴奋不已，挥笔写下“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的诗句。
到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这位为皇帝生下惟一儿子的叶赫那拉氏已经被晋封为懿贵妃。
玫贵人也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生了位阿哥，但不久就夭折了。
在清朝皇帝中还没有一个像咸丰子嗣稀少到只有一儿一女的。
正是因为其他妃嫔没有能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叶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摇而上，入宫才几年地位就仅次于皇后了，真应了“母以子贵”。
而当同治即位后叶赫那拉氏就被尊为“孝钦显皇后”。
咸丰实际上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备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力挽狂澜的能力，更不能从容周旋于政坛上的激流漩涡之中；他欣赏风平浪静的生活，喜欢歌舞升平的气氛，更陶醉于粉黛簇拥的情调……他的情趣同现实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即位以来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他已经不胜其烦：建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与建在扬州的江北大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太平军的势头，但几年来的战事也是互有胜负；尤其是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将领的相继去世，愈发使得江南大营难以支撑，只能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在那里苦战；至于流窜在豫、鲁、皖、楚的捻子，就更让咸丰闹心；最让咸丰头痛的还是英、法等国得寸进尺，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再要求修改条约……生性机敏的懿贵妃已经看出：天性脆弱的咸丰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重负，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无能为力，索性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堆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于是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懿贵妃就主动帮助咸丰处理奏章，对政务治的实践，使得懿贵妃如鱼得水，在逐渐积淀驾驭臣僚的经验……尽管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皇帝就已经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以至彼此谈了一两年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于是英、法两国则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清朝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机会，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要扩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设法拒绝，尽管咸丰很想避免战事的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恰恰发生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船主雇佣的英国人。
由于该船曾在香港注册，故悬挂英国国旗，甚至狐假虎威，公开走私。
但到了咸丰六年九月初十该船在香港的注册时间已经过期十几天，广东地方官员遂对这条多有不法行径船只的水手进行了扣押，英国领事巴夏礼遂以此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
而当时的法国又正值拿破仑的侄子——耀武扬威的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遂同英国结盟。
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就连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沦为俘虏，被押往印度关押。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2）
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条约、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条款，而美、俄等也试图乘机牟利。
经过一番谋划，英国军舰１０余艘、法国军舰６艘、美国军舰３艘、俄国军舰１艘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离天津２００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
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２０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能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
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这也就是包括公使驻京、把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进口商品的收税标准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４００万两等内容的“天津条约”。
在武力的胁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
咸丰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