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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是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像野兽一样发疯？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自20世纪以来，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的每场重大战役中几乎总是胜利者，所以日本军人养成了骄横暴戾的脾气。但上海的“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却让日军吃了大亏。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军队感到吃惊又吃力，他们被迫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加大作战力量的投入，同时更是承受了伤亡惨重的代价，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素来张狂蛮横的日本官兵。
1937年12月7日，松井石根召集参战军官制定《攻克南京作战纲要》。松井石根亲自向所属各作战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
攻陷南京前的这道命令；就是鼓励和纵容他的部下变成失去人性的野兽。
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行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实施了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日本国民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心目中一向军纪严明、士气高涨的“大日本皇军”竟会是一群屠夫、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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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庭调查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浮上法庭。梅汝璈在他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法庭上作证的约翰•；马基牧师说，有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盗窃一点财物。每次都是在他高声地嚷斥中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其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扒去衣服口袋里仅有的60元钱。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日本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的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敌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老牧师的这个故事让法官同仁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1 000人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表情极为难堪，窘态毕露。
1947年9月10日，远东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理进入辩护阶段。干瘦矮小的松井石根站在了审判席上。
在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开脱，试图证明被告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和马特斯不仅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还抛出了《对检察官季南之意见书》，强词夺理说：“季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愤怒至极，他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有《曼彻斯特威报》驻华记者田勃烈当时的报道，以及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等。向哲浚说：“在中国军队停止了一切抵抗，南京市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指挥下的军队控制后，日军的暴行和犯罪，却一直无人控制地延续了40多天。”
接着，美国检察官莫罗出庭讯问，他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深陷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忽然，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打断了莫罗的指控，并要求把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季南起身大声驳斥：“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终于，松井石根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亲自为自己辩护。
他恬不知耻地辩解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南京有过大屠杀，我是在日本投降后才第一次听到。此时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是已去世就是在关押中，而且有关文件也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
松井石根的话音刚落，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布鲁克斯立即接上话茬：“法庭需要的是证据。可是十分遗憾，竟死无对证了！”
莫罗质问松井石根道：“你作为进攻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怎么能说后来才听说发生这种‘过失’呢？”
松井说：“攻打南京时，我正在距该城140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并不知道他们违抗我的命令，竟干出这般暴行来。12月17日到达南京后，我从宪兵司令部那里第一次听到这种意外事件，我立刻下达了命令，敦促各部队调查此事件并严惩肇事者，因此，把全部罪责都加在日本军官头上是不公正的。”
日军成立“宪兵队”，是因为在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看到的日军暴行写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每天提出两次抗议的结果。
检察官问松井：“看到过这些备忘录吗？”
松井答道：“看到过。”
检察官问：“采取了什么行动？”
松井说：“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寺庙门口。”
检察官再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到处杀人如麻，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男女被屠杀、被强奸，你这样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石根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检察官追问道：“有多少名宪兵？”
松井答：“记不太清了，大约几十名吧。”
检察官讯问：“你认为在好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么少的宪兵能起到制止作用吗？”
松井想了半天，低声说：“我想，能够。”
于是，法庭传讯证人。证人根据他所目睹的事实，证明当时南京全城总共有日本宪兵17名，而就是这17名宪兵，非但不制止日军的任何暴行，而且他们自己也加入了暴行的行列。
卫勃审判长又传讯了侵华日军的南京警备总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岛今朝吾原是日军第16师团长，这次未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他作证说：“松井大将曾命令第16师团，对中国军民进行残酷的扫射……到15日深夜，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两万多。此外13师团的山田支队，更以补给困难为由，把两万多中国军民俘虏通通枪杀。”
接着，原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史波尔出庭作证：南京沦陷后，日军潮水般地涌进南京城内，杀人、纵火、强奸！第二天，他和国际委员会主席雷勃及秘书史密斯，曾专程到日军司令部，请求他们阻止这种行为，但并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们将这种种暴行做成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每天向日军当局提出两次抗议。然而日军当局不予理睬，任其部下肆虐如故。
但布鲁克斯律师仍坚持说：“认定被告松井石根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早就料到这点，他从卷宗里取出了《攻克南京城纲要》原件，当庭展示道：“这份资料是1937年12月10日，被告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夕给谷寿夫、牛岛、中岛和末松四个师团长下达的命令，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这一作战命令中声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请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
在如山的证据和证人面前，松井石根无言以对。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领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战犯松井石根所犯的罪行做了如下认定：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理应知道在中国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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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做了详细的叙述：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最终认定：“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南京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被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三两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致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12 000名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在日军占领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但是，考虑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在判决书中还是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
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法庭根据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据2003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在南京，遭到日军屠杀的中国军民总人数是30多万人。
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进行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同时进行了审判。1947年4月26日，松井石根的部下，最先攻入南京制造屠杀惨案的第6师团指挥官谷寿夫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在1937年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曾刊登过一张照片，这是在日军攻入南京不久拍的。刊登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