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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0-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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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孔 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二)

    与老子排斥文教、一味以“法自然”之“道”引导人们“复归于朴”不同,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既有其质朴的生命根柢,又不能不受必要的礼乐之“文”的熏炙。在礼乐之“文”流于形式的春秋后期,孔子主张像先辈那样带着朴野真率的生命气质进入礼乐,而不要像当世的公卿大夫那样只是把礼乐当作自己行为的一种藻饰。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强调“质直”而轻视文教。那时,卫国有一位叫棘子成的大夫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在他看来,君子只要保持质朴的品格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学文呢?孔子的学生子贡回答他说:你失言了,这样的话一出口真是驷马难追啊!如果只要质,不要文,你想想看,这不就像只要皮不要毛吗?要是这样,去了毛的虎豹的皮和去了毛的犬羊的皮又有什么两样呢?子贡没有从正面去辩说“文”和“质”的关系,但他对棘子成的巧妙驳斥,所依据的显然是孔子的看法。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以义为根本,以礼来施行义,以谦逊来表现义,以诚信来成就义。这才称得上君子啊!)他所谓“义以为质”,即是以“义”为“质”,这表明孔子说的“义”在人的生命自然中是有其质朴的根据的,但“义以为质”的“质”毕竟已经不同于老子“见素抱朴”的“素”、“朴”了,而“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的“礼”、“孙”(逊)、“信”,可以说,都是相对于“质”的所谓“文”。孔子重“质”,但不停留在与“朴”相通的“质”上,他也重“文”,但同样不偏落在“文”中;“质”和“文”在孔子这里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为此,他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意味着“文”在“质”中的内化,或“质”在“文”中的呈现。孔子由此说“君子”是在倡导一种儒风,一种人生风范,也是在表达他对一种“文”、“质”相得的社会文化理想的期待。    
    同“君子”内涵的转换相应,春秋战国之际的“士”的称谓不再表示宗法政制中的某一爵禄等级,而是更多地指称一种与德行修养相关的人格范型。先前,“士”处在贵族阶层与庶民中官奴阶层之间的位置上,从某种角度,它也可以看作是贵族中的最末一等。《左传》就记载着这样的说法:“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十个等级所列的都是吃官饭——王、公、大夫“食邑”,“士食田”,“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的人,自食其田的中、上层庶民不包括在内。十等中,从王到大夫是上层贵族,从皂到台属于官奴,“士”在上层贵族和官奴的居间位置上,经办具体的管理事务。孔子以儒立教之后,被用来称呼一种社会身份的“士”,转而用来称呼一种具有较高德行、人格水准的人。在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谈论中,“士”不仅仅被关联于“事”——像《说文解字》以“士,事也”所解释的那样,而更重要的是被关联于孔子之“道”或儒家的成德之“教”。对此,《论语》有不少记述。例如:    
    士志于道。 (士是那种立志于道的人。)    
    (士)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质朴、正直而又恪守信义,做事善于察颜观色,常能考虑到那些地位比他低下的人,这种人才称得上“士”,他们无论在邦在家,都能明达事理,以才德服人。)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一个人在反省自己行为的不足之处时有羞耻之心,在出使四方诸侯国时能够做到不辱君命,这种人就可以称作“士”了。)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 (一个人对朋友以诚相待,能够相互勉励,对兄弟亲切、关爱,能够和悦相处,这种人可以用“士”称呼他。)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一个人总是以自己的处境安逸为念,这种人是不足以称作“士”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个称得上“士”的人,任重而道远,不可不弘大自己的胸襟,陶炼自己的毅力。)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士”能够临危授命,见利思义,祭祀时有敬奉之心,吊丧时有哀伤之情,一个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值得称道了。)    
    从这些说法看,孔子所期待于儒门弟子的“君子儒”或“君子”,也正应当是有着“士”这种生命范型的人。    
    现在讲第五个问题——孔子论“政”:    
    “政者,正也”


第三讲  孔 子“政者,正也”(一)

    就孔子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立教而言,孔子所立之教可称作是“成德之教”;就孔子赞赏“古之学者为己”、批评“今之学者为人” 而言,孔子的整个学说也可称作是“为己之学”。所谓“成德之教”,是说孔子之教主要在于成全人的道德品操;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孔子之学主要在于使每个人的切己的心灵得到安顿。“成德”、“为己”是孔子学说的重心所在,用庄子在其《天下》篇中的术语来说,这重心即是“内圣”,或所谓内修圣人之德。但孔子学说并不止于“内圣”,它还涉及“为政”、“使民”、“礼让为国”,而这用庄子的话说即是“外王”,或所谓外行王者之道。    
    不过,对于孔子说来,那合于理想的政治只是在位者的德行修养的直接推扩。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对这些话当然可以作一种引申的理解,比如把以“正”论“政”理解为对政治所应体现的社会公正价值的指出,但孔子以“正”论“政”的全部期待毕竟都落在“为政”者或在位者的“身正”上。在他看来,居上位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就是说,如果一个邦国的当权者自身很“正”,即使不下命令,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行动,相反,如果当政的人自身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下面的人也未必都会服从。作为当政者,能以自身的“正”为他人作表率(“子帅以正”),那还会有什么人敢于不“正”呢(“孰敢不正”)?要是一个国家的人从上到下都很“正”,很正派,那这个国家的政治不就很好了吗?孔子的这个“为政”思路,用后来儒家著述《大学》中的话说,就是“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而“身正”属于德行修养,所以孔子心目中的政治,也可以称作德治或与德行感化相关联的礼治。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政”,孔子回答他说:“先之,劳之。”子路问,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孔子又说了两个字:“无倦。” 依孔子的意思,“为政”只须当政者自己身先他人、不辞劳苦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补充点什么,那就是不知疲倦地照这样做下去。其实,“先之,劳之”,就是以自身的德行去感化别人,就是“子帅以正”。孔子打比方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他告诉那些处在一国当政位子上的人,只要自己修养德行,端正自己身上那些不正的地方,那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被众星拱卫,为众星所向。他由“德”关联到“礼”,并对注重“德”、“礼”的为政之道同一般在位者往往依赖政令、刑罚的做法作了比较,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依他看,假如一个国家只是用政令去要求人们,用刑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那样,即便从外观上看,上下步调一致了,也难免国人由此设法避开刑政的处罚,因为侥幸心理而变得没有羞耻感。换一种方式,假如一个国家用德行修养去引导人们,用礼仪规范衡量人们的举动,这样,国人就会对不端的言行产生一种羞耻感,从而自觉地加以矫正。    
    一次,孔子在卫国出游,他的学生冉有为他御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不禁感叹不已。冉有问他的老师,一个国家人口多了起来之后,该做些什么?孔子回答他:“富之。”冉有再问,富了之后,又该做些什么?孔子说:“教之。” 从这一问一答可以看出,孔子是把“庶之”(人口多)、“富之”、“教之”看作治理一个国家的几个必要环节的,比起“庶之”、“富之”来,“教之”尤其是他所看重的。这“教之”的内容自然在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教之”的方式理应是在位者先正其身,以“子帅以正”带动下面的人正其不正之心。这种自上而下的德行感化,换一种说法,孔子又有风之于草的比喻。鲁国大夫季康子曾问孔子,为政者是否可以“杀无道,以就有道”,他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显然是不赞成以杀戮的手段治理国政的,依他的信念,处上位的人有向善之心,下面的人就会仿效他去做善事,处在上位的君子的德行就像风,处在下位的小民的德行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朝着哪边倒。又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事实上,“足兵”、“足食”正与他告诉冉有的“庶之”、“富之”相通,人口不“庶”,即使重视武备,兵员也会不足,而不“富之”,当然也谈不上“足食”。至于“民信之”,却在于“教之”,并且最重要的是教民之人自身要有善的德行,要以其德“帅以正”,否则就难以使“近者说(悦),远者来” ,难以为人所信服。


第三讲  孔 子“政者,正也”(二)

    修养德行是当政者得以“身正”而“帅以正”的依据所在,“道之以德”是当政者施政的根本,但以“德”施政终究不能不“齐之以礼”。孔子有一段话是由德行修养说到“礼”的,他告戒那些为政的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这里说的“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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