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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庐山会面的最大收获，就是外婆当晚敞开心扉，向陪同自己的水静整整一夜的谈话，披露了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真相。这种机会，也许直到20年后《贺子珍的路》作者采访她时才重现。但那时外婆已经多病缠身，医院为她健康起见严格限制谈话时间，远未达到１９５９年那样直抒胸臆的程度，这对后人真是永久的遗憾！
在那次谈话中，水静看到回忆美好往事的外婆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仿佛又回到了那“永新一枝花”、“井冈杜鹃红”的青春年代。外婆还告诉她：在瑞金时，外公受排挤“靠边站”，外婆又闹过一场大病。外公殷勤照料妻子，大事小事什么话都跟她说，两人感情更加深厚。她还得知：如果加上小产，外婆共为外公十年先后生过十个孩子。她事后感慨道：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呀！是的，我想这已能充分证明外婆对外公的无私之爱。
由于这次会面，外婆对庐山格外眷恋。其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５年之夏，她都曾上山休养。另外，她已遵外公嘱托戒掉的烟后来又抽了起来。原来，外公收到一条外国名牌香烟，就打开一包并抽了一半。此时他忽然想起外婆爱抽烟，就把未开封的九包和已抽过的半包一起包好，派人送给外婆。这样一来，外婆便重新拾起了烟，其中她长期抽过的一种中档经济烟就名为“庐山”牌。
这是我在外公手书古诗词中找到的。我想，是否可以用它反映两位老人互相思念的感情生活呢？外公喜欢“三李”，这首《无题》又以晦涩闻名，想穿凿附会总有理由，但没必要。只感觉末句“青鸟殷勤为探看”实在传神。“殷勤”“探看”的“青鸟”，说的不是我那从小就在父母之间当“大使”的妈妈嘛！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下）：晚年岁月
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１９６２年，是毛家第三代中唯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直到６０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１９７２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１９７６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１９７７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１９７９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１９７８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从１９４９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唯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的外婆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则一严再严。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外公曾在一位他建国后很喜欢的卫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忆起劝阻外婆出走未果的伤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１９７８年他受我妈妈委托去上海看外婆。外婆见到外公身边的人总是激动不已，这次她握着人家的手，口形费力地开合着。现在，他跟在外婆轮椅后面，随着满屋的人一同流泪。他理解了外婆。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在她身边是一圈空荡荡的椅子，一把、两把、三把……一共十几把。如果外婆因长征而失去的亲人都坐着这里，该多好啊！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弟弟、儿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个。
果然，外婆被扶上了车。即将启动时，她向车窗外望了一眼。其实那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泪眼，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像刚才被匆匆推过遗体身旁时一样。外婆与外公，他们就这样永别了。20年前一小时，现在几分钟，而这次说不出话来的则是丈夫。而自己纵使想说，丈夫也已听不到了。这样子，与垂暮之年的外公何等相似。
5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外婆给我们留下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一本１９５１年发给她的革命残疾军人证，按照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３３０元的残废金，但领取款项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贺自珍”。直到逝世时的１９８４年，如果不计算以后调整、提高的因素，外婆应当可以支取共计１１，２２０元。这些留在外婆体内30年的弹片，正是一个女红军当年枪林弹雨艰险历程的无言证明。那薄薄的、发黄的１９５１年革命残废军人证书，写的是外婆永存人间的荣誉与清白！
１９８４年外婆逝世后，泽覃外公的战友邓小平做出这样的决定：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我们都要送花圈。外婆从此回到了她的战友中间，她一直就是一名女战士、只不过失散40多年后，现在归队了。这里是外婆最后一个家，永远的家，谁也不能拆开的家。外婆，放心吧……
第一章 外婆贺子珍一家我的妈妈李敏（1）
•；我家“洋宝贝”
我家有个“洋宝贝”，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外号是外公起的，现在看来还很准确：她的中国话仍不太灵光，经常会求助俄语思维帮忙。作为主妇，她不大会做中国饭――开句玩笑：已经到了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作为母亲，我小时候她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身边。后来很长时间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需要女儿照顾。和当今这么多“望女成凤”，包揽孩子一切事务的妈妈相比，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妈妈疏忽了呢？
她是外公和外婆的女儿，言行中继承的是老一辈人无形的精神遗产，不能用时下物化的标准来衡量。她还是当年那个“洋宝贝”：文雅、和气、朴实，有时竟认真到“不通世故”的程度。这恐怕是童年曾有国外生活经历者的共同现象，但不是大舅刚回国时不熟悉中国国情的那种“不通”，而恰恰是因为她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平淡度日，本分生活，与社会上一些不正常，不合理的怪事格格不入，才“不通”的。
如果借用留学镀金的比喻，很多人把金子（甚至是黄铜、颜料）镀在身上让人看， 而我家“洋宝贝”则把沉甸甸的金子铸就自己的心，不为人见，再用血肉之躯包裹着它，从甜美文静的少年，走过稳重端庄的青年、中年，直到蹒跚彳亍的老年――就这样，以不同的步履向内心指引的理想迈进，从不走回头路。
我爱我家的“洋宝贝”――我的妈妈，因为她曾给予我、哥哥、爸爸，还有外公、外婆及别人那么多的爱。与此相比，其它什么都不重要。有这样一位妈妈，我非常幸运。她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让在异国留学的我落泪，由此生出写作本书的计划。如果这本薄薄的小书能达到与妈妈的心灵，与所有关心它的人心灵沟通的目的，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出生
我的妈妈是外婆最后一个女儿，也是外公最大的一个女儿。她一出生就得到了“娇娇（又作姣姣）”这个极为女性化的名字。其来源，一是邓颖超的一句“真是个小娇娇啊！”，二是因此启发了外公引经据典，在汉赋中找到了古奥字源。于是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前面则视情况加上“毛”或“贺”，一直到她有了正式名字“李敏”为止。
说到这里，又想起外公的乳名“石三伢子”，不禁佩服民间的智慧：孩子的乳名还真得取得“贱”点、“硬”点，才能像外公那样顺顺利利地如愿长起来。而我可怜的妈妈，自从有了这个贵而软的名字后，竟然在很很多年中“一天好日子没过”（我爸爸说的），与父母美好的期望正好相反。
•；出国
妈妈还真有过一段“盲流”的历史，距离也够远的：从延安到莫斯科，有我赴美留学路程的两个来回！而且当时她才四岁。当然这是我开玩笑的说法，朱敏大姐姐（说大只是和妈妈相比，那时也就十四岁）和另外两个哥哥带着娇娇，坐一架由苏联人驾驶的军用运输机到兰州，然后从那里坐火车长途跋涉去苏联。可我也没完全说错，因为就她自己而言，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更不知道自己去向何方，所为何事，怎能不符合一个“盲”字呢？
妈妈出生以后，在延安保育院中过了四年类似孤儿的生活。想来也是：外公作为党的领袖，不可能像现在单亲家庭的父亲那样，既当爹又当妈。即使他有心，也没空。即使有空，也做不来。即使做得来，也影响他的形象。因此，妈妈可以说从小就熟悉了集体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家，没有父亲，尤其是没有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