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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轻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像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像父亲似的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轻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一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来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轻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像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8）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蒙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说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谁？”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物，而去过修道院的俭朴生活，那么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弗朗西丝可知道，魁北克省农业区的疾病比全国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她可知道，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在拉辛，全部婴儿的三分之一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她可知道，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出生时候死去的婴儿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①除去孟买和马德拉斯那样落后的城市不算？
①白求恩的话是根据该省省政府的统计数字，当时正是经济萧条得严重的年头。此后魁北克的婴儿死亡率业已降低。——原注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我们靠我们所能得到的钱过活……五分也好，一角也好，一元也好。那些就足够了。人们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没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把这种情况公布出去，”他对朋友们说，然后激起公愤，弄出些改进的办法来。用人民能懂的话来说明，使这个蒙昧的国家里那些垂危的婴儿有一些可能得救。事实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虔诚的滥调更能说服人。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9）
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究竟要什么？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让一个疯人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为什么西方外交家们用那么奇怪的审慎态度来对待他？还有另外那个牛皮大王，墨索里尼，从威尼查广场①大放厥词——怎么他白求恩从前在意大利竟然会根本不知道那狂妄的家伙的存在呢？又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用简单明了的话叫他不要乱嚷嚷呢？国内的这种骚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些集团在提出要求，攻击，组织，反组织，都是为了什么？
①罗马的大广场。——译注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但是在忘掉这个计划以前，他确实列出了五十三个要下定义的名词，其中大多数表明他的思想正在探索的方向。这个表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