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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就诞生了学校；而且很可能比这早数世纪已有学校存在于该
地。毫无疑问，约当公元前18世纪中叶，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培养文士
的学校已盛行于全境，即从现在的巴格达向东南方向伸展，直到沙特阿
拉伯为止，学校都出现了。”
根据一些学者对两河流域发掘出的许多远古学校遗址的研究，学校
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似乎是寺庙设立的，如在沙杜蓬发掘的词典和
文学课本，就埋在寺庙的地下；第二类似乎是宫廷或政府衙门设立的，
如在拉沙 （即今桑卡拉）和马里城所发掘的学校都邻近皇宫，在乌鲁克
发掘的大量泥版书亦在皇宫的废墟中；第三类似乎是文士私立的，如在
克什挖到的校舍，紧邻文士住区，在尼波尔发掘的许多学校用的泥板（包
括学生练习作业、文学作品和参考书等），就是从文士所住的山上出土
的。还在乌尔发掘出一所房舍，内藏约2000片小型的学校课本泥版书，
还有教材纲目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这三类学校很可能是并存的，特
别是巴比伦古王国时期。
考古文献还说到当时两河流域学校的规模和组织。学校中有校长、
教师和学生，他们互称“同事”，自称“学校的成员”。校长受到普遍
尊重，被称为“学校之父”，是受师生敬仰的领袖，人们称颂校长是“塑
造人性的上帝”，“真是我敬爱的神”，“你将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培养
成有人性的人”。当校长走访学生家庭时，总是被安排在最荣誉的位置
上，因为人们崇慕他是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博学多才，是“富有卓
识的文士”。教师就是泥板书舍的书写者。有的文献写道：“他指导我
的手在泥板上书写，教导我怎样好好行事和谈论好的意见，教导我注视
那些指示人们取得成就的规范。”当时的教师已分科任教，至少在某些
较大规模的学校中是这样。据文献所载，已有“教授计算的教师”、“教
授测量的教师”、“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等。
在教师之下，还设有辅助教师，或称导生，由年长而准备充当教师者充
任，在教师指导下，从事教学的辅助性工作，如给学生布置作业、书写
范字、改正错误、听学生背诵等等。除校长、教师、辅导教师和学生以
外，学校还设有监督，直译就是“泥板书舍的管理人”，主要职责是维
护校规校纪。此外，还没有图书馆员、学生出席检查人员、鞭责学生人
员、校门看守人员等等。
从上述所述可以推断，有些学校的规模已经不小，可能由僧侣主持
的学校规模最大，最为兴旺。根据发掘的资料，当时已有不少图书馆和
观象台；当时已有收藏二、三万件泥版书的图书馆；图书馆把历代资料
收集后，还要作整理和翻译工作。这些图书馆和观象台都附设在寺庙学
校之中，由僧侣所操纵。由僧侣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既是客观需要，也更
为便利。除寺庙学校之外，还有书写家私设的学校。这些书写家往往在
家中收徒教学，进行师徒传习。书写家私设的学校和寺庙学校比较起来，
寺庙学校水平高深，以培植高级幕僚为任务；书写家学校的教学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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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仅培植一般文书工作者，主要传授关于行政和司法方面的一般知
识，如信函格式、书写技术，以及数字计算、如何订立契约等。所以，
寺庙学校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3。文士和文士教育
古代两河流域的各种社会生活，都受寺庙的支配和影响。寺庙不仅
是宗教生活的园地，而且是经济体制中的中心环节。当时把知识当作神
赐之物，非僧侣莫敢享有，学习知识乃是僧侣的特权。到了巴比伦第六
王汉谟拉比时期，各种规定都立有条文，执行起来需要大批官员和知书
识字的人。那时知书识字的人被称为文士，文士必须是僧侣。直到公元
前200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大批文士加强管理，才不
要求文士必须是僧侣。这时，除了僧侣文士外，还出现了不是僧侣的文
士。由于僧侣，特别是高级僧侣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寺庙又拥有较多的
图书资料和各种学习设备，在需要培养文士的时候，寺庙自然成为文士
教育的主持者。
当时需要大量的文士，不但政府需要大量知书善写的文士，而且寺
庙中的任务僧侣也不能全部承担过来，还需由非僧侣文士来承担。高级
文士主要是充任官员，撰拟帝王圣旨，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等。
多数文士则充当公证人、掌印员、登记员、记录员、雕刻员等等。另外，
还有受私人雇用或服务于商业的文士，如缮写员、计算员、文书等。一
般想出人头地的人，包括权贵子弟，都竭力接受这种文士教育，以谋求
权势和地位。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
米亚的文士学校》中说：“文士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怎样描述，也是不易过分的。”在这里发掘的文献记载了当时文士
的情况。有些文士自傲地说：“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
文人相轻也有了表现，有的文士说：“我是名符其实的文士，你不配称
为文士。”家长也训勉子孙学为文士。在发掘的文物中有父亲训子的记
录，说别人叫子弟从事体力劳动，“我却叫你用手执笔而不作耕田、掘
地的辛苦工作”。这表明，“学为文士”在巴比伦和亚述已成为人们追
求体面职业的途径。
学校产生以后主要进行文士教育。就是说当时的学校并不造就一般
人才，主要是培养文士。最初文士教育还面向广大民众，后来阶级和等
级日趋明显和森严，社会地位高者的子弟才有入学机会。学校的文士教
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普通教育，以传授基础知识为主，如学
习算术、几何、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出土文物大都反映这一阶段的教育。
受完初级阶段教育的青年，遂取得初级文士的资格。第二阶段是对学生
进行神学、法学、医学和音乐等方面的定向的较高水平的培养，方法主
要是通过师生传承的艺徒制或导师制。
初级阶段的教学以学习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为主。教师教学生书写
和阅读古典的苏美尔文和通用的阿卡德文写成的书，练习两种文字的互
译。在实际教学中书写重于阅读，并且更重视古文。对书写有严格预定
的要求。一般说来，教师或导生写出范字，学生立即仿照书写。仿照书
写时，把土加水和成泥，摊成略带凸形的园形平板，直径为二、三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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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泥板。通常是范字写在泥板的一边，抄字在另一边；教师订正后，
泥板随而揉搓成泥团，以备下次再用。随着学生学力的增长，泥板的直
径扩大到五、六英寸。现今发掘出来的泥板作业中，多是一边写着字体
美观、语法正确的范字；另一边是不甚正确、不甚美观的抄字。凡能照
教师口授而无漏无误地在泥板上抄写者，被视为优秀生。古代两河流域
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能够随着口述而用笔抄写的文士，才是名符其实
的文士”；“文士而不能抄写，恰似歌唱家不能用喉头唱歌”；“一个
不懂得苏美尔文的人，算得上什么书吏呢？”
有些寺庙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学生在这里要用几年时间来学
习楔形文字。他们首先学习用粘土做泥板，并在上边画平行线，然后再
学习书写和阅读。学习方法很简单，只限于学生问，老师答，用一种语
言解释另一种语言，做各种文字练习和机械背诵。
数学是文士学习的重要内容。乘法、倒数、系数、账目核算、分配
物资和计算体积之类，都是文士学习的项目。在 《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
的争执》中就有这样的话：“你去划分田地，却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因
为你不会运用测量工具，不会钉立田地的界桩，也讲不清如何划分的道
理。”
音乐也是文士必学的知识。《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谈了学
习音乐的问题：“即使他有了乐器，他也不会学唱，他是同辈同学中最
蠢笨的，他不能发出优美的声音，不能唱歌，不能开口。”这反映出学
生学不好音乐是受讥笑的。
文士还要学习司法知识。文士虽不同于律师，但为着执行各项职务，
却须学习司法知识，娴熟法典和司法用语。考古发掘出的学校中，发现
有法令汇编和法庭判例之类的泥版书。过去的法令和《汉谟拉比法典》，
学校似乎都教授。学校还举行关于审判杀人犯案例的讨论。擅长法学知
识的文士被派任法庭官员，称为司法文士。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师徒传授的方式，没有多少教学理论和教
材教法研究。教数学、医学与训练冶金术和纺织术，其方式方法是一样
的，学生观察教师的操作，然后在教师的指点下自己动手，做错了，教
师随时纠正。
在文士教育中已有教科书。现存的古书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历
书、医学等，可能是当时寺庙学校的著作，或者是他们所用的教科书。
在这些教科书中，附有各种图表，类似我们今天的乘法表，是计算用的
工具。那时的教科书并不包括一般的原理、方法等等，更无系统可言。
如数学教科书只是详细解答各种问题的实例，往往由一连串的实例组
成，没有提到理论高度。医学教科书也是如此，只是对一些病例的扼要
说明，然后附上一个药方。这些教科书，只能算作对口授的补充。
在第二阶段的教育中，学生要到政府部门学习和实习。这一点已被
出土文物所证实，但详情尚难确认。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修毕文士教
育的青年进一步修习高深学科。然而，两河流域的学校不同于希腊的学
校，所谓高深知识也只是着重应用，并不像希腊那样去探索高深理论。
学生作业负担很重，学习楔形文字很不容易，还要兼学古老的苏美尔文
和实用的阿卡德文，而且侧重古文的抄写，更增加了难度。另外，不但
要求写得正确和美观，还要求彻底理解。教师给学生留的作业大大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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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负担能力。这是强制性的要求，达不到要求者要受到严重体罚。
有人是这样追述其学生生活的：“我一定不能迟到，否则教师就用木棒
打我。教师查看我的作业和指出错误后，随而用木棒打我。” 《恩奇曼
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生动地描绘了恩奇曼西和年长的吉尔尼沙在教室
中互相攻讦、争吵不休、课堂鼎沸的情形，教师不得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