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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当时我们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浓烟滚滚。
有人叫了一声：“失火了！”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龙，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我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比我们晚。
火势很大，虽然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部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抢救，还是烧掉了半个村庄。
当我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我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火终于被扑灭了。妇女们在废墟上一边数落着，一边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
早晨，我发现我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还是休假前老板送给我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我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我离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看到火灾场上，看到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我了解，没有牛，这意味着什么。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我问候过老板以后，就向他讲了乡里失火的事，并指给他看上衣烧的两个洞。奇怪的是，他连骂都没有骂一句，为此我感谢了他。
后来才知道，也算是我走运，原来老板头天晚上高价卖出了一批皮货，赚了一大笔钱。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对我说：“要不然，又是一顿毒打。”
1912年底，学徒期满了。我成了青年师傅（师傅的帮手）。老板问我以后打算怎么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一起吃饭，每月工资就是十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个卢布。”
我当时的生活经验还不足，就说想住在作坊里。看来，老板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他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过了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回乡下去了一次。这次回去时，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已经十七岁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工资整整十卢布。这在当时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
老板很信任我，看来，他已相信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常派我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认为我办事可靠，常带我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我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比起在作坊里干活，我更喜欢干这些活。因为，在作坊里除厂听到师傅们对骂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而在店里则不同，这里常常同多少有点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议论。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们作坊的师傅们都不看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顾自。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毛皮工人那时都不问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个别人例外。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自己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很少，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联合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集中地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则往手工业工人里钻。所以，1905年和伟大十月革命期间，手工业者很少参加起义的无产者行列，这不是偶然的。
1910—191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区的罢工越来越多。大学生也常举行集会和罢课。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极度贫困。
不管毛皮匠师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闭塞，我们还是知道了勒拿矿工惨遭杀害的消息和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时，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很幼稚；但我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时，我已经能向我的朋友们和农民们讲解些东西了。
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莫斯科曾发生过捣毁外国商店的事件。侦探局的间谍和黑帮分子们在爱国口号的掩护下，组织捣毁了德国商行和奥地利商行。许多想顺便发点洋财的人也都被引诱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不识外文招牌，同时还捣毁了法国、英国等其它外国商行。
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入伍，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1915年7月底宣布提前征召我这一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了。我向老板请假回到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第二章 当兵
1915年8月7日，我在本县——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县县城应征入伍。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进行。
我被选送到骑兵部队。我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我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我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很多人羡慕我。
一个星期以后，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报到。编队以后，我就与同乡们分手了。周围都是些陌生的、和我一样还没有长胡子的孩子们。
晚上，我们被装上货车，开往卡卢加城。起初我一直感到很苦闷和孤单。我的少年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去打仗，我行吗？’俄想，我经受过生活的锻炼，我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每个车厢装了四十个人。货车车厢没有客运设备，一路上我们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的地板上。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打牌；有的在同邻座的人谈心时哭了；也有人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个地方，坐在那里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
到达卡卢加已是夜间。在一个货车站台下了车。传来了“集合！”“看齐！”的口令，然后我们列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进。有个人问上等兵：我们开往哪儿。看来这个上等兵是个好人，他和蔼地对我们说：
“孩子们，永远不要向长官提出这类问题。当兵的应当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和口令。至于开到哪儿——这是长官才可以了解的事。”
好象为了证实他的话，纵队先头传来了队长的宏亮的声音：
“队列中不准说话！”
我的新朋友科利亚·西夫佐夫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这就是士兵生活的开始。”
走了三个小时，停下来小休息，我们都已经累得够呛。快天亮了，想睡得要命，屁股刚一着地，鼾声立刻就从四面传来。
但很快队长又发出了口令：“集合！”我们继续向前走，一小时以后才到达军营。我们被带进兵舍，按指定床位，睡在什么也没有垫的铺板上。得到通知说，可以休息到早晨七点钟。这里已经住有一百人左右。风从墙缝和被打坏的窗口往里钻。可是连这样的“通风”条件也没有起作用，兵含的“气味”还是很浓。
早饭后，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我们现在被编入后备步兵第189营。这里将为后备骑兵第5团组建队伍。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要接受步兵队列训练。
我们领到了教练步枪。班长、上等兵沙赫沃罗斯托夫宣布了各项内务制度和我们的职责。他严格规定，我们除了“解手”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准去，否则将押送惩戒营……他说起话来一字一顿，斩钉截铁，不断挥舞着拳头。一双小眼珠里进射出一股凶狠的目光，好象我们都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
士兵们都说：“嘿，别想这个家伙给你好日子过啦！……”
一位上士走到队列跟前。班长发出了“立正！”的口令。
上士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排长马利亚夫科。我相信，你们已经很好地懂得了班长所解释的一切，所以，你们将会忠诚地为沙皇和祖国效劳。你们如果擅自行动，‘那我是不能容许的！”
第一天的队列教练开始了。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按照口令做好每个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但是，要想使长官满意，特别是得到他们的表扬，那是很不容易的。排长吹毛求疵，因为有一个兵踏错脚步就罚我们全排重做。结果，我们最后去吃晚饭，汤都凉了。
第一天的印象，就叫人难受。大家都很想早点躺下睡觉。可是，排长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偏偏命令我们集合，宣布明天要带领我们参加全体晚点名，所以，今天必须学会唱国《上帝啊，保佑沙皇！》信我们一直学到深夜。早晨六点钟就又起床出早操了。
每天生活很单调，就象两滴水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