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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年,造反活动扩大,对朝廷幸运的是,
1635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⑥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不过,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年8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 (纽约,1974
年),第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 页。
… Page 389…
①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 (死于1635年)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②
被山西巡抚吴。�1589—1644年) 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年8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③
装起义。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月14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 《明史》'451',251,第6484—6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 《明史》'41',251,第6492—6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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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至1637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①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②
分纳税人”。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 (以17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
—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②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 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①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②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19
③
人。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④
亵渎了。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253 页。
① 例如,见 《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 页;251,第6487—6488
页、6495—6499 页;253,第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 页;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26—4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 (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 世纪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 《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 (伦敦,1923 年),第205—2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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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①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
②
的黄道周(1585—1646年)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③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1588—1641年),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