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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照管1561年12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
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50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
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
1562年6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1559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
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
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
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
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
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
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
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
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
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
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 1562
年6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
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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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
谨慎，不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1562年晚期接到
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
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
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10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
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
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
点。
1562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疠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
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年9月，
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 （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
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年12月，
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多人。严世蕃和
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
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
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
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年4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
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
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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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
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
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
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年夏，他
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
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
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
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
年11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年1月23日，他的
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
那里。
18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
谈迁（1594—1658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
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
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
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
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Sunt plerumque regum voluntates vehementes，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因为想左右结局但
①
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
① 例如，在1533 年9 月13 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
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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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
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
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
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末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
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
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
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
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
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
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像
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 （1127—1279
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像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 （公
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
①
治”。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
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
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像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
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
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
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
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
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
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
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画饼。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
的情况在1512、1531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①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
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
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
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① 皇帝曾经于1531 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① 参见本书第4 章《永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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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二帝及其前辈
在本章研究的时期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明代君主政体的特征已经显著地
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皇帝指挥战役，颁布法令，创设国家机构，管理官吏。
在制度安排已定，行政机构设置齐全以后，皇帝在处理帝国事务中不再起积
极的作用。官员们只希望皇帝成为他们道德和才智的典范，因此，作为人世
间的最高权威，他在争端中的仲裁被视为决定性的和不容置疑的。这种作出
决断的方式很少提供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但是，由此而得出的解决办
法当受到皇帝绝对权威的支持时，是不可改变的。
皇帝为了保持他的绝对权威，避免使自己卷入提请他注意的问题。他逐
渐变得更加与外界隔绝，他的权力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特征。他能够容易地解
除任何官员的职务或惩处任何官员，下令免征赋税，给予赦免。但是，他要
主动地提出议案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较早的皇帝不放弃他们的皇权的任何
部分，但是当从皇位掌管国家事务显然不再可行时，朝廷官员们开始把早期
的施政安排恭敬地说成“祖宗之制”，以此暗指破坏现存制度就是不孝。事
实上，他们是借助于口头恭维这些初期制度上的安排，告诫所有的人——即
使是皇帝——不要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
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符合官僚们的期望。在没有作出重大决
定的同时，他使他的朝廷保持了和睦、协调；以传统标准衡量，他的私人生
活也无瑕疵，虽然是枯燥无趣的。相反，他的儿子正德皇帝（1506—1521年
在位）却在各个可能的方面抵制朝政生活的束缚。他亲自掌管军队，随意游
览、视察各地，并让太监和军官们接管应当属于文官的职责。这个享乐的皇
帝对于礼仪活动是完全藐视的。当他被他的官僚们以他不能反对的“纲纪”
逼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自己当作个人而与作为制度的君主政体分开。
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部分地恢复了早期君主政体的格局，但
他迷恋道术，不理国事，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不过，他和外廷的隔绝，他
的亲自行使皇帝的委任权，他对礼仪细节的关注，甚至他给予他的亲信和批
评者的残酷而专横的惩罚，这些和传统的治国之术并不矛盾。
皇帝的绝对权力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和特定的个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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