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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30分， 杜勒斯决定让座机在阿拉斯加临时降落，一个电话找到了正在美国西海岸作竞选旅行的艾森豪威尔，将总统从睡梦中唤醒，两人就毛泽东恢复炮击后的局势商谈了10分钟。接下来，美国国务院和杜勒斯之间，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杜勒斯和先遣到达台北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之间，进行了多次长途电话商谈，最后，艾森豪威尔指示杜勒斯应继续飞往台北，“虽然会谈时蒋的态度可能会趋向强硬，但眼前的局面也更加说明，关于那几个惹麻烦的小岛确应有一劳永逸的符合美国利益的解决办法。”
1小时后，杜勒斯重返天空。
机舱内单调的马达嗡鸣和机舱外厚重的暗夜令随行人员打盹瞌睡，勤奋敬业的国务卿却了无困意，抖擞精神接着办公，凭借昏暗的舱灯在小折叠桌上写字。
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是将以国务卿名义发表的声明。他写道：他此行是根据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前来“同蒋介石总统磋商，充分交换一下看法，希望通过重新研究，巩固我们双方互相信赖和信任的关系，而不是要达成任何新的协定”他又写道：由于中共“莫名其妙恢复炮击”此次台北会谈“已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美国希望正在进行中的炮击将是短暂的”
后面这一段话，他是专门讲给毛泽东听的。他始终认为，如果没有炮击，美国要蒋从金门撤退或减少驻军肯定会容易一些，而这样的结局客观上应该对毛的中国有利。
他希望毛对自己的轻率行为能够后悔和反省。
起草的第二个文件是将向蒋进言的要点，他写道：
1、 中华民国面对的危险，主要在政治方面（而非军事方面）全世界都企盼和平。但现在所有人都有一种流传广远的感觉，即不仅中共在危害和平，中华民国也正需要非和平状态，以便拖住美国作为重回大陆的唯一方法。 2、韩国越南都已停战，自由世界企盼中华民国在世界和平上有所贡献。 3、当前国际情势对中华民国非常严厉，除韩国越南外，美国是唯一勇于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家。 4、甚至美国是否能如目前一样长期维护中华民国，也不无疑问。因此，中华民国需要一个新方向。
语义清晰，国务卿很少含糊其词，他所谓的“中华民国新方向”是指台湾应该放弃以武力打回大陆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计划，致力予稳固台湾，谋求实现台湾海峡的和平。自然，蒋如果认同这样的“新方向”他就应该从金门等大陆沿海岛屿上撤出或大大压缩驻军，不使那些小岛成为爆发冲突破坏和平的根源。
写毕，疲惫已极的国务卿将头斜靠在椅背上，身心渐渐进入问心无愧的平和境界，昏昏睡去。
据说，杜勒斯最反感人们把他描绘成战乱的祸源，他以为这是对他缺乏了解或故意诋毁的缘故，他曾经厉声反话一位记者：为什么要称我为“不祥之鸟”这不公平，我一直都在真诚地服务于世界和平事业，和平，是我为之奋斗的人生最崇高目标。
不必怀疑杜勒斯先生1958年跨洲飞行时对和平的真诚。 实际上， 自他起始，“维护中国分裂状态下之和平状态”便成了美国历届政府的国策。自他之后，“保持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战”原则也为美国政治家们所遵循。杜勒斯先生确实是美国对华“和平政策”的开山祖。
曾有人根据台湾海峡局势提出一个荒诞问题：如果某一天一小撮美国狂人在夏威夷岛建立新国，并宣布只有该岛国才能代表整个美国，此刻构成美国主体的那片大陆将作何反应，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我以为，此事涉及“杜氏和平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最后答案，只能去请教已升入天国的国务卿的不朽魂灵了。
须臾，杜勒斯鼾声大作，一觉睡到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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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时间21日9时20分， “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第二次给，阳明山“总统”
官邸打来电话，报告陈院长的叨扰恳请：杜卿此次来台，事关台澎存废党国安危，眼前一切工作，唯此为大。对杜氏其人，谬议可以婉拒，面子却不能不给。总统也常常告诫职等，维护同美利坚之长远友好，为外交第一要义。故冒昧再请，还盼总统劳动大驾即刻起程，亲到机场迎候，以示中美亲善，杜绝外界妄测，不与中共话柄……
蒋介石不耐烦地对侍从摆手：我早已说过了，不去！不去！他陈院长去怎么就是不给面子？同洋人办交涉，不能未见面先自贬，你矮三分他就会高一丈的！
这之前， 杜勒斯曾有过4次降落台湾的经历，每一次，蒋“总统”都笑容可掬地站在停机坪一侧迎送，表达了对国务卿的尊敬与重视。而此次故意破“例”拒绝亲迎，当然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总统”对国务卿最近关于金门前途讲话的不满，提醒国务卿到这里来应该谨言慎行。
“十里之国，君亦人尊。百邑之邦，相亦臣属。小国之君不阿大国之相。”蒋“总统”铭记老祖宗的遗训，严守着君主的至尊。况且，他从未把自己当作“小国之君”来看待，辖地虽仅余弹丸，但他曾经是一个伟大国度的领袖，现在也仍然自视为那个泱泱大国的“代表”
当代中国，敢于梗着脖颈对美国人说“NO”的，毛泽东是一个，蒋介石也算一个。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在事关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不惜抽出剑来与美国佬决斗；蒋介石则始终不敢放开抱牢了山姆大叔粗腿的那只手，唯当根本利益受到触犯时，他才会腾出另一手来轻重适度地在那粗腿上拧一把。即便如此，毛泽东对老朋友的胆量依然很赏识，他说过：宣传上我们说蒋介石是卖国贼，但客观看，蒋毕竟与历史上的秦桧、吴三桂、慈禧太后还有不同嘛，只要他还有起码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我们都要团结、争取。他同美国闹独立性，不论大闹小闹，都要支持。
10时08分，国务卿缓缓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他整理一下服饰，摩挲一下倦容，大步跨出舱门。向着欢呼、掌声、鲜花和镜头挥动双手。目光俯视，瞳仁飞快地来回唆寻，在一群并不陌生的台北高官面孔中，没有发现那张宽额高颧瘦削峻傲的熟识的脸。他的嘴角微微抽动，面部表情晴转多云。
发表简短声明的节目保留，原定5——8分钟的答记者问取消。讲完该说的话，杜勒斯不失大将风度地面带笑容匆匆离去，他用很少与人们包括熟人寒喧交谈握手问候的方式，表示了对蒋某人今天不到场故意冷淡的不快。
会谈尚未开场，气氛已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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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蒋杜见面，寒喧叙旧后，各怀心计、互相猜忌、时有交锋、讨价还价的会谈正式开始。
“剧情”大致如下：
杜勒斯摊开美国的意见，直言金门岛军事上对台湾防备的无用，建议蒋果断撤退在这个岛屿上的驻军，并收起对大陆使用武力的幻想，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方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明智之举。
蒋当即反驳，并对美国与中共在华沙的会谈激烈抨击说了一些措词很尖锐的话。
老先生不仅在撤军和裁军问题上不作承允，反而要求美国应提供更多的军援。
杜勒斯岂肯无所得先付出，又拒绝就蒋关于给予更多武器的要求作出任何肯定的保证。
双方言词冲撞，蒋恼怒之极，站起来大声说：在我活着的时候决不会撤军！
话不投机半句多，当日不欢而散。
第二天，蒋搬出了“救星”毛泽东。他说：毛泽东现在正在炮击，在此状况下我们宣布撤退，等于示弱，助长共产阵营气焰。阁下以为如何？
杜勒斯一时没了话讲。美国是个极重脸面的国家，的确不能在毛泽东的炮火下退却。于是杜氏同意了“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连”的提法，不再逼蒋撤军。
辩论总算找到了共同点，会谈气氛有所缓和。
美国《纽约邮报》曾困惑不解地说：“共产党人的没脑筋的不妥协行动好像给蒋介石做了一件好事，使蒋在金门马祖的海滩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了。”殊不知毛泽东的“没脑筋” 反映的恰是深思熟虑后的“大智若愚” ，毛泽东此次就是要大做“好事”助蒋一臂之力，使之能顶住杜勒斯的压力，长期驻守金马。
杜勒斯毕竟久居庙堂老谋深算，非等闲之辈，他在“撤军”的问题上放蒋一马之后，便开始用典型的交易所语言索取回报，他说：我相信您一定也有能够使美国总统感兴趣和感到满意的意见。
蒋亦知趣，知道不能一步不让，不能使杜勒斯空手而返，最后一刻，心底一百个不情愿地应允了“将适当减少金、马驻军”和“不再以武力反攻大陆”
杜勒斯抵台后第一次开怀大笑，他慷慨地奉送赞扬：总统阁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是美利坚忠实而亲密的盟友，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23日，蒋杜签署联合公报。对照中英两种文字版本，认真阅读，关键性的“不使用武力”一条含义上就存有差异。英文本的“not the use of force”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中文本的表述则是“而非凭藉武力”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
东西方文字表述上故意造成的差异，已给双方的大相径庭的解释权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或者说，双方的妥协仅仅是书面上的，实际的认知仍然相差十万八干里。
23日下午，杜勒斯眉开眼笑地飞走了。但在台北高层，仍无人能够感觉到台美关系已经“多云转晴”最明确无误的暗示是：杜勒斯离开时，蒋“总统”仍端着架子不到机场送行。还有，如此尊贵的客人在台活动三天，台湾所有报刊均不见一张蒋杜在一起的合影照。
1958年10月的蒋杜会谈，是金厦炮战中的一件各方关注的重要大事，会谈结果对台湾走向和两岸关系影响久远，并促使毛泽东以满意心情奇特方式结束了对金门的激烈炮击和围困封锁。对于台美关系史上这重要的章节，台湾各种版本的史料文字竟从未详尽披露过，许多大部头著述即便提及、也是寥寥数言，几笔带过，鲜少评价。台湾方面愈是大事不记讳莫如深，愈是证明了其对此次会谈的过程和结局均不满意，但又无法向世人明示，只能打碎了牙齿和血吞。呜呼，蒋“总统”一生坎坷，命途多外，迁居孤岛，可怜龙陷泥淖虎落平阳，依旧活得好难好累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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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杜联合声明，是杜勒斯在其生命和外交生涯即将走到尽头时的又一“杰作”
回到美国不久，他被发现患了癌症，已到晚期。在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痛苦挣扎了数月， 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与世长辞。他得到了国葬待遇，长眠于华盛顿国家公墓，冢前竖立上镌“第一次大战陆军少校杜勒斯”的小石碑。
作为一位个性突出作风鲜明在美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国务卿，杜勒斯的生前死后历来毁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