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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讲话传达出一条重要信息：中共领袖人物解决台湾问题的思维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和平解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既是承认、尊重客观现实的明智之举，也是“统一高于政争”这一中国历史逻辑的规定性要求。
1956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血拼恶斗了数十载的敌酋蒋介石都在团结争取之列，毛泽东们的胸襟宽广得着实可以。一时间，中共党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热情激荡，献策者众，于五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个做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工作的小高潮，“和平”、“和谈”、“第三次合作”之说亦被海外媒体炒得烫热。
“和谈”不能空谈，毛泽东、周恩来为蒋介石开列出具体条件：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3。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拨款予以补助；4。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5。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6。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去回瞻历史，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孕育雏形。
“条件”须透过适当渠道送达对方，这“渠道”又最好是非国非共立场居中的“第三方”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之下，曹聚仁这个人物遂被摄入中共领袖们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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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 我专程赴上海造访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曹雷女士于六十年代在电影《年青的一代》中饰女主角林岚、《金沙江畔》中饰藏族姑娘珠玛，曾是一位风靡过上海滩和全中国的人物，她的介绍使我解开了曹聚仁神通广大之谜。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有些固执古怪的人。
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样独往独来自辟一径而又持守始终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
父亲是浙江浦江人，1916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1年在上海爱国女中任教。青年时期，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中间，有的加入了国民党，有些成为共产党人，原来大家相处都不错，没想到一夜间就反目成仇，彼此残杀。血淋淋的现实对他刺激很大，使他觉得政治太残酷太可怕，因而决心不参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说：“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纷争，又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漩涡，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盼望着有一场风暴，风暴真的来临，却又胆怯滞步了。”用不愿下海湿衣而又一直倚岸观潮来形容他，十分贴切。
父亲青年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后来终于以新闻为业，辛勤笔耕了一辈子。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面对着他数千万言的文章著作，我感到惊愕：父亲几乎是不停笔地在写啊！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的时代、历史，记录了他的经历、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诚与坦白。他是把他的灵魂无保留地披露在读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对于一个记者和作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说，要从父亲那里继承些什么的话，也就是这一个“真”字吧。
父亲的新闻、文学生涯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中国政坛、文坛上的许多风云人物。二十年代，他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与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亲与鲁迅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父亲后来撰写的纪念、评论鲁迅的文章，已成为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以及在皖南采访过叶挺、陈毅将军等，结交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朋友。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父亲倍感振奋。他一扫往昔的沉闷彷徨，以高昂的热情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他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父亲也在其列，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战况消息。台儿庄会战，父亲采访李宗仁指挥部，第一个将战役大捷的消息报告于世。父亲的报道、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线及敌后的情况，他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知名记者。
1939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纸，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说， 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 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去了香港。当然，促使他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民生”问题，一家大小八口人，都靠他来养活，而他却已失业了。
父亲初到香港，开始很艰难。你既然不愿为新中国服务，肯定不是同路人！这是一个简单自然的推理，于是，左派们不理睬他。他到香港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这是已被赤化的证明，于是，亲国民党的右派们又组800篇文章围攻他。 处于夹缝中的父亲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然而，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又恰恰强化了他非国非共的独立撰稿人形象，他讲话发表文章，客观中立，反而有人听有人看。
父亲人在香港，心系两岸，与内地和台湾的许多高层人士仍保持着通信联络。大概正因为他独特的事业背景和多边的人脉关系，使他成为五十年代沟通两岸信息比较合适的人选。
能够报效祖国，父亲十分高兴，愿效犬马之劳，他曾说过：我最感痛心的事情就是国家分裂。但我又最不希望看到用武力的办法达到统一。两边一旦打起来，台湾将被夷为平地，大陆沿海城市也将变成废墟，遭殃的还是国家和老百姓啊。
1956年7月， 邵力子先生一纸邀请函，把曹聚仁请到了北京。周恩来、陈毅与曹氏同乘游艇泛舟昆明朗，品茗叙旧谊，煮酒论时局，美景佳境，尽兴开颜。周恩来一国总管，公务繁冗，很少以这样方式见客，此番破例，从而说明了中共高层对曹氏十分看重，寄予厚望，并希望与他建立一种密切亲近无拘轻松可以无话不谈的私人联系。
曹聚仁在他的《颐和园一夕谈》中，较为详尽地记叙了他同用恩来的这次难忘的相聚。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演说之后。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
“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郑重说到中共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周氏的话，只是一种闲谈。因为是闲谈，所以记者特别看得重要，他是把胸中要说的话，老老实实说出来了。
1956年10月，曹聚仁二次赴京。这一回，中共方面将接待又升一格：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在中南海恭候。曹聚仁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确实感动不已，曹雷曾多次听父亲说到毛泽东时，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敬佩之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曹先生没有留下记录文字，故已无从考证，曹雷只记得父亲说过，他对毛主席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从此要收起自由主义的旗号。毛主席说，你不妨更自由主义一点嘛。仅此而已。但有几点则可以肯定：毛泽东找曹聚仁是要谈台湾问题；是要具体地阐述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是希望曹聚仁把话传进台湾去。香港报纸披露的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情况可以作证。
香港《真报》报道：
几个月来，传说中国国民党和红色中国将会和谈的谣言，传遍了整个远东。在香港，谣言集中于记者曹聚仁的头上，他著名于既反共亦反对国民党。在国民党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前，他认识国共双方的许多显要人士，并且写过一本关于蒋经国的书。他相信一个独立的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国民党和中共谈判而得到一个解决。他从北京方面得到讯号，他就写信去给台北的蒋经国，信内说：“在这一紧急时间中，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他要求蒋经国派出一个彼此熟悉的人士来香港，他呼吁说：“不要让这时机溜了过去。”曹氏得不到答复，他又写一封信，催促说：“有很机密的事情要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沉寂，他再试探：“某一方面要求我告诉你几句话，请你谨慎考虑。”“我再要求你，勿让这一件大而难得的时机溜走了。”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 1958年8月和10月，金厦热战时刻，曹聚仁又两度北飞来到北京，均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周故意放话泄露“天机”将炮击金门的战略部署告之一二，于是，才有了《南洋商报》神通广大提前报道的事情发生。
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谈及此事：我们事先让曹聚仁这位大记者知道，也要准备他第二日写成新闻去发表。当天，台湾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信以为真，若信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