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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办报没有蔚然成风，中文报刊还是寥若晨星。提倡变法自强虽然并不自《万国公报》始，但正是在广学会接办这份杂志后，变法才逐渐形成一股舆论。它最初发行不足千份，到甲午战后迅速飙升，1896年每个月差不多都能发行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
1896年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册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新民”、“化民”、“安民”、“养民”等观点，其中“新民”成了后来梁启超“新民说”的源头之一，虽然李提摩太所说的“新民”只是提倡多与外国交往，包括派留学生、信教等。
《万国公报》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
《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连光绪帝都要求上海招商局每期呈览。那个时代主张改革的中国人恐怕没有几个人不曾从《万国公报》中汲取过养分的。年轻的康有为第一次读到《万国公报》即大为震惊。1894年，他积极投稿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1895年他第一次办的报纸干脆就叫《万国公报》。1898年大同译书局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有37篇是从《万国公报》直接转载的。孙中山1894年给李鸿章的上书，也曾受到《万国公报》主笔的赞赏，在当年10月、11月连载发表。
林乐知被美国舆论界誉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不是偶然的。他以中文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一版再版，发行了2。2万册，仍供不应求，出现了大量盗版，致使美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明令禁止盗印，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之一。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笔底波澜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
在风行上海乃至江南的《申报》创刊21年后，2月17日（大年初一），《新闻报》在上海诞生，望平街的“申”、“新”时代初露端倪。一年后，《新闻报》的发行量就由最初的300份上升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不过当时还不会有人想到这张报纸会后来居上，在十里洋场发行量始终居《申报》之上，并且成为首先赢得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
这份商业报纸的创办人为英国人丹福士（A。W。Danforth），6年后（1899年）归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所有，此人曾兼任南洋公学监督，介入过“苏报案”，扮演过并不光彩的角色。他大胆任用“既无报馆经验，又乏新闻智识”的汪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在汪手里，《新闻报》奠定了“无偏无党”的风格，致力于开辟经济新闻报道，不嫌琐碎，把市场行情、商货行情详细刊登出来，从而成为上海绅商各界每日必读的报纸，从工厂、公司、洋行到澡堂、理发店无不订阅，发行量急剧上升，广告源源不断。仅以发行量而论，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报。尽管在言论方面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张季鸾等言论史上执牛耳式的人物都曾为《新闻报》服务，他以“一苇”的笔名所写的北京通讯曾滋养过少年徐铸成们。汪汉溪“抱定经济自立宗旨，无党无偏，力崇正谊，不为威胁，不为利诱”，连聘用人员都很慎重，“量才使用，均能洁身自好，绝无党派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以经济新闻取胜的《新闻报》在商业报纸中确实也不能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3年，《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时，发行量已逼近10万份。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擅文章的汪汉溪亲自写下了《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历述办报的艰辛、经济独立的不易：
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致败之由，半由于党派关系，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阅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自必日少，广告刊费，更无收入，此办报困难之一大原因也。……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78—179。
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巨册中，蔡元培、孙中山、梁启超、于右任等或撰文，或题词。张季鸾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慨然说：
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且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一年后，汪汉溪因积劳成疾在上海病故。父死子继，他的两个儿子汪伯奇、汪仲韦继续掌管《新闻报》，即使1929年被史量才收购以后也是如此。
［记事］
5月5日，汉口《字林西报》发表的评说《论中国各省宜广开报馆》，主张多设报馆，使普天之下都知道读报的好处。
同年，郑观应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出版，他在《日报》一文中认为报纸有监督功能，“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极力主张多办日报。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笔底波澜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
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小国，这一结局带来的震撼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全国上下的读书人痛心疾首。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变法维新的呼吁才渐成社会的主调。
4月17日，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尤其受到强烈的震撼，康有为夜不成寐，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言的上皇帝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5月2日，他召集十八省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有1300多人在他起草的万言书上签
康有为
字。“公车”为入京应试的举人代称，故史称“公车上书”。然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结果有半数人心灰意冷，撤回了签名，最后只剩下603人，而都察院则以朝廷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这一上书。所以，康有为所发动的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未成。
不过那段时间的“公车上书”并没有断过，5月2日都察院代呈的原折中就有“公车”。5月3日、5日、9日，“公车上书”仍然不断。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等为题多次报道了这些消息。这份报纸以发表思想家严复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而引人注目，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西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喊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命题。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早已载入近代思想史册。相隔一个多世纪，史学家袁伟时还誉之为“石破天惊”的箴言。
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呼声，虽然上书不成，但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纷纷刊载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专书也由上海石印书局刊行于世，未能“上达天听”的“公车上书”的影响因此而遍及全国。
梁启超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名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有意的选择。其时《万国公报》的影响已深入中上层阶级，康有为想借助它的光环，不少文章也是直接从后者转载的。报纸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隔日一期，随《京报》、《宫门抄》之类的官报免费赠阅，还要给报贩送酬金，这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读者对象都是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最多时要送出300份。梁启超自称“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称为“论说”，这是他介入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最初尝试。
过了四个月，《万国公报》在出至45期后，经李提摩太建议，为“免两相混淆”，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出版，赠阅也改为订阅，并作为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北京强学会的机关报。和以往的报纸不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完全是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喉舌，并不像一般报纸只有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功能，可以看作是近代政党报纸的先声。
［记事］
1月16日，德国人汉纳根在天津创办《直报》，曾发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
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12月16日起改名为《中外纪闻》。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笔底波澜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
《强学报》创刊号上有一篇《开设报馆议》，列举了办报的六大好处，其中第五条说“吏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4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87期发表著名的《新政策》一文，指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6月12日，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朝设立了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但其时整个社会特别是中上层正鼓荡着一股求变之气，组织学会、开办报刊就是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很难压住。
等不了多久，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就在上海破土而出，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实干家和言论家携手开创了《时务报》最耀眼的一幕，成为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
《时务报》一纸风行，发行到全国十八省乃至海外，派报处多达200多个，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