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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109期发表的《安福政府对于舆论的摧残》一文，说年初以来，段政府通令查禁《向导》等20种刊物，有百多位读者来信，表示愤怒抗议，并呼吁言论自由。
4月26日，创刊于1922年8月的哈尔滨俄文《论坛报》，再度遭查封。
《世界日报》附送的画报（1925年6月1日）
5月中旬，重庆军阀王陵基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查封张闻天等创办的《南鸿》周刊、萧楚女任主笔的《爝光》周刊，同时勒令萧楚女、张闻天、廖划平两周内离开重庆。《南鸿》出了7期，《爝光》只出了3期。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陈秋霖与廖仲恺一同被暗杀。
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5月，湖北拟订取缔白话报、小报及通讯社的规则。
“五卅”惨案以后，段祺瑞曾一次下令查封了北京19种报刊。
12月底，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的哈尔滨《东北早报》两个编辑陈晦生、任国桢被捕，后在吉林监狱遇难，两人都是共产党员。
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7个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笔底波澜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
1月20日，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举行大会，决议22日派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呈文，要求废止袁世凯时代出台的《出版法》及现行的新闻营业管理条例，21日《晨报》发表了这一呈文。同月，上海各公团联合会致电北洋政府内务部、司法部，呼吁“尊重人民自由”，立即废止《出版法》。之前，上海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报联合会、书业公所等团体曾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求废止《出版法》。
创办《京报》的邵飘萍
经过舆论界长达十年的斗争，1月27日，北洋政府终于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3月18日，北京阴云低垂，段祺瑞政府悍然杀害了47个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伤200多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纷纷报道事实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杀戮。《晨报》也公布了死难者名单及部分照片。有国民党背景的《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社论。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知识分子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等发表文章，谴责杀人政权，缅怀被杀害的学生。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如今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邵飘萍被军阀杀害后，其遗体从掩埋处掘出时的情景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也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了抗议的声音，王世杰连续发表文章，强调法律追究，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的疑问。杨振声、凌叔华等作家还发表了以“三一八”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远在上海的叶圣陶、郑
《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与邵飘萍在同一地点遇害，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振铎等或撰文、或编剧，向杀人者发出怒吼。老牌的《东方杂志》以大量篇幅刊出了惨案的照片。连诗人徐志摩也为《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了《梅雪争春》一诗，在《自剖》一文中，他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三一八”事件的发生有多少复杂的背景，都否定不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杀戮所表达的道义立场。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白水遗嘱
“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紧接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铁蹄进京。废止《出版法》的墨迹未干，新闻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怖。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首先遇难，他手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论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惨遭杀害，《社会日报》停刊，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成舍我被捕，差一点也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救，才幸免于难，三个“世界”也得以苟全。同一天，北京《民立晚报》被封，经理成济安仓皇出走。
“水流云在”，这四个大字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谢世前在北京香山顶上留下的手书。离林白水在北京殉难不到一个月，血迹未干，余悸犹存，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就在天津合作复活了已停刊9个月的《大公报》。
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张季鸾、胡政之出劳力，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的《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馆
虽然，《大公报》在1920年下半年曾提出“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这样清楚地阐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英敛之走了，辛亥一代报人、曾多次因言下狱的胡石庵也在这一年谢世，“《新青年》时代”已在多年前结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前夜，百年言论史上的光华夺目的“《大公报》时代”悄悄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世纪。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事］
1月10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
2月4日，中共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
2月15日，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以“普及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的《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摄影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整整10年。“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其高深。”
2月21日晚，北京《大同晚报》经理龚德柏等三人及《北京晚报》经理刘仰乾被捕，《大同晚报》遭查封。
3月17日，长沙《大湖南日报》被当地军阀查封，该报通电全国报馆：“在军权统治之下，法律失其效力，自由无所保障，敝报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与军阀利害绝对相反，横遭封闭，当非偶然。”呼吁湖南人民为争自由而战。
4月9日，北京《大同晚报》因报道军事消息失慎又一次遭查封，龚德柏再度被捕。
4月10日，国民党主办的北京《国民公报》被迫停刊。
6月19日，国民军办的《中美晚报》编辑范治平被捕，当晚报界同人组织营救，才于两天后获释。8月26日，该报停刊，有两人被传讯，9月2日才被保释。
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0月中旬，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重新确定“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
12月10日，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辛亥革命15年来，在军阀统治下，“检查稿件，封闭报馆，没收印刷品，扣禁记者，举凡摧残言论出版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新闻界从未尝有全部屈服之必须”。“在每一高压时代，至少也有一二报纸，挟其锋利之笔，以与恶魔挣扎奋斗。”
12月31日，北京《晨报》在《本报紧要启事》中透露，30日晚接到命令，每晚发稿前必须先送警厅检查。
这一年，谢福生在上海创办英文《公论报》，孙传芳在江西吃败仗，他在孙的照片下题了“The Setting Sun”，译成中文就是“崩溃的孙传芳”。孙大怒，将他从公共租界逮捕到龙华护军使署，将执行枪决，幸得上海日报公会史量才等立往说情，才免一死。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笔底波澜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四一二”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