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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娼又不如从良（粮），粮房的生发更多，因为这里面全是谷物，倒腾抽换的余地比银库料库更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县属常平仓里有三干石谷放着，粮房书吏向老爷禀报说，这批谷物已放了两年多，部分已经霉变，应该贱价处理掉，再更换三干石新谷进仓。按仓法，这是允许的，老爷批准后，照例由粮房经办。于是好谷也充贱谷卖，不过这是记在帐目上的价格，帐目和实价之间的差额，便是一笔可观的“出息”。再从这个例子引申，根本没有禀报出卖，就同老爷合伙，把这三千石谷卖了，另买三千石次货粗料进来顶替。下一任官员来接印时，三千石实物与三千石帐目都能对得起来，岂知“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呢？
不过这在官场上也都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库吏粮书，向来被视为肥缺。当官的限于体制身份，不屑于或不能够去经手这些，但伸手向他们弄些钱用用是明份帐。反过来，能够干得了这一行的，也必须是老奸巨猾才行，否则也一样是吃不了兜着走。举个例：清朝光绪时，庐江县粮库书吏叫陈运昌，“管库有年，老而多智”。甲申（1884）冬，新任知县刘某人接篆，常向他要钱，不能及时供索，老刘光火了，叫陈运昌滚蛋，宣布另募粮书。有个叫唐端的米商，向来羡慕陈运昌长袖善舞，正想谋这差使，便花了一大笔钱向刘老爷行贿，被委作粮库吏。这下子他可得意了，只当致富就在眼前，除夕时还特意请人写了一幅春联：“户吏堆金宝／房科积玉财。”来年春天，第一次征赋开始了，刘县令责赋於唐，唐端又召来各乡里胥。当时的制度，是分春秋两次征赋，春纳四成，秋纳六成。庐江人很少有种春麦的，所以老规矩是由里胥出头向粮食大户借粮来代缴这四成，等秋天时再向民众加息收回。这惯例，只要粮房书吏、粮库库吏和里胥们勾结好了，是一笔丰润的进帐，因为实际上并不需要把四成春赋收足进仓，这里面的时间差和谷价差折算成银钱是相当可观的，反过来对老百姓讲，剥削是加重了，但要想度过春荒，也不失为过关之计。但是姓唐的不懂这里面的门道，那些同事和里胥们也等着看他笑话，最终是春赋收不进来，老爷又催着快办，而“唐大窘，补苴弥缝，倾产不足偿赋，无以为计，乃自书其事，吞鸦片烟以死”。（《清
稗类钞·胥役类》）问题是唐端破了产，刘县令也吃了亏，本来春纳虚四秋收实足这道道里，有他照例分成的好处，而现在不但拿不到好处，还因粮吏自杀将田赋收不进来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肯定会影响到他的考语，倘若到了秋收后还出毛病的话，撤职候处或自己赔累恐怕就难免了。最后结果如何，记载这段史实的人没作交代。但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善后措施，只有刘老爷再把陈运昌请回来的办法：他多年来编织就的一张网络，你收不拢也破不掉，要不咋叫“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得与为仓从粮并称的好“出息”还有盐房。大凡产盐地区的州县衙门，多有盐房设置，掌管民间制盐、盐斤外运等事务，封建社会里盐是专卖晶，凭这身份，利润之丰厚不难想象。有人曾模仿刘禹锡的《陋室铭》作《陋吏铭》，专叙经办盐务的好处宫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秤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除了这些以外，凡巡司、驿站、闸关、河泊等署及县丞、簿尉、学署等廨，以及监狱、刑所等专门设．置处，也都有书吏，叫关吏，叫驿书，叫狱吏……亦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篇幅计，作者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五、狐群狗党《衙虎谣》（1）
“吏”已述过，该说“胥”了。胥也是一个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的概念。广义上的胥，也是吏的一种，狭义上的胥则又有区别，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者为胥。从身份上讲，胥既要听命於官，也要听命於吏，等次更低一档；从制度上讲，吏是一种固定的职，胥是一种轮换性质的差，是封建社会中农民服役的一种形式。要把农民有义务去官衙里服役当差的来龙去脉讲透彻，那得做一篇大文章 ，咱们这儿，只交代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徭役中有不少差事，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干不来或不屑干，也怕因此耽误了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本份，因此就逐渐形成了出钱免役、由官府募人代替的办法。时间一长，好多衙役也成了固定的差使，并且率多由破落户、无赖儿甚至地头蛇之类充任。不过他们是在替官衙当差，又有了种种动听的名义。比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之后，被阎婆诳到八字衙门前，阎婆突然“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县
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瞧，他们就是“做公的”，也叫“公人”。至于老百姓背后的叫法嘛，那就不太入耳了，谓：差狗子。做公的也罢，差狗子也罢，反正也算是衙门里的成员之一了。元朝时有人分十等之说，所谓一僧二道，三官四吏，五皂六隶，七倡八优，九儒十丐，官吏之下便是这皂隶，比演员、儒生还体面些。当然这皂与隶之间还有区别，所谓“公人”，主要指皂而言，隶者，就是在衙门里当轿夫、马夫、伙夫、更夫、闸夫之类的了。当衙前胥役是由农民轮番当差时，自然是吃自家伙食替“公”家尽义务，改成募人充任固定差使后，衙门里就得给一份开销了。我们从沈榜的《宛署杂记》中得知，明朝时宛平县衙门里的这班皂隶，每年可领取“工食银”三两六钱，恰好是书办的二分之一。有了“工食银”支出，自然得讲个定额，否则会增加衙门办公经费的成本。还是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据说是定额49人，门子、库子、仓斗级等不计算在内。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定额总是被大大突破的，所谓“大县干人小县百”，那是一点也不虚妄的。《水浒传》里说晁盖一伙劫了生辰纲后，济州衙门老爷严命“缉捕使臣”衙涛捉拿劫犯，据何涛兄弟何清言，“哥哥，你管下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个。”这么多“公人”又该吃哪一家的饭呢？不外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了，这就难怪南宋学者叶适会咬牙切齿地说，当时的社会，“号为公人世界”！（《冰心先生文集》卷3）所谓老爷“与吏胥共天下”，说什么也不能把这个“胥”字漏掉。
“吏人世界”的代表性构成是“六房”，“公人世界”的代表性结构是“三班”。六房的代号是富贵威武贫贱，三班的形象就是狼、狗、狐。
“狼”即皂班，专供学狼嗥摆威风的。老爷坐堂时，他们分站两边吼堂；老爷出巡时，他们走在前面吼道，平素还有许多打杂差使。他们赚钱的法门，主要有两条，一是借执行刑罚，二是趁采买物件。州县衙门的大堂上，动用刑具是家常便饭，追赋逼税要动刑，审讯讼案要动刑，处分非礼、违制或不良，也要动刑。这道手续例由皂班经办，卖人情收讹诈全从这上头出来。《水浒传》里，武松被判“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这就是他们的业务专长，但平素发挥这种专长时，都得收钱；反过来的做法，南宋时名宦吴势卿有过一篇《禁约吏卒毒虐平人》，暴露出的黑幕是：“近阅诸郡狱案，有因追证取乞不满而杀人者，有因押下争讨支俵而杀人者，有讨断杖兜驰钱而杀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名公书判清明集》）这全是勒索不成所致，是以当事人才进衙门听审，家属先已上下打点忙开了，皂班的这一笔杖头钱是稳取的。元代时有人写过一出杂剧叫《神奴儿》，里头有个叫何正的皂班在赶路接回任官员时，不慎撞到李二员外，李二员外骂他
是个“驴前马后的人”，这是取笑他的“吼道”差事，何正反过来警告他道：“你常踏着吉地而行。你若犯在我那衙门中，该谁当值，马粪里污的杖子，一下起你一层皮。李二，咱两个休轴头儿厮抹着尸可巧，这李二员外后来果真被人告了，犯在衙门里，过堂时被何正下死劲拼命打，连坐堂问案的老爷都疑惑起来，问他，“何正做甚么，将那李德义这般打也？”何正回答：“大人断事，小的每是只候人。官不威，牙爪威尸真是妙极了。至于采买物件时的外快，也不消细说，既要诈店铺的，还得揩帐房油。
再说一件关于皂班的史实。据宋人孙光宪所著《j匕梦琐言》记，唐代宰相毕诚出身寒微，他的舅舅就是太湖县衙门里的皂班，靠赚杖头钱致富。毕诚显达后，想替舅舅谋一个官职，舅舅还执意不肯，说是我干这个行当，每年光“事例钱”便有六十缗可拿，“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知你想替我谋什么官职？言下之意是，还有比行杖更好的进帐吗？六十缗即六干文，抵得上当时一个县令加上一个县尉的俸料了。况且这仅仅是“事例钱”，“例”外的受贿还不算在内。怪不得老娘舅连官也不愿做哩。
“狗”是快班，靠手脚快捷嗅觉灵敏混事，专供持票传案、拘捕人犯、刺探侦缉和传送公事等。也叫“快手”、“捕快”等，前文引述《水浒传》中的何涛，就是捕快的领班人。唐朝时的快班，还有个“不良人”俗称，如张*著《朝野佥载》中，记有一则故事，谓中书舍人郭正一有个高丽婢名玉素，貌美受宠，替主人掌管财物。后来玉素投毒谋害主人，泄露后卷带金银器物逃跑。“录奏，敕令长安（县）、万年（县）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有关破案的过程，作者作丁省略，但读者看了后自然明白这里头反复出现的“不良’’并不能望文生义作“不良分子”解，倒是“捉不良”的，而魏昶则同何涛一样，是他们的领班。也不知什么缘故，大家把“捉不良人”的“捉”字省掉了，简称“不良人”或“不良”，意思肯定弄反了，但对于这班捕快的平素为人来讲，形容得恰到好处。西汉时人们又管缉捕盗贼的隶卒叫“求盗”，也和“不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章 “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五、狐群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