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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座小庙越传越神，引得不但有远近居民来此烧香求福，而且经常有日本人远道而来参拜亡灵，甚至引来日本皇室成员。后来更在小庙的大门上挂起了”镇安堂飞虎将军庙”的横匾，在1961年把个小祠扩大成了庙堂，”镇安”取的镇邪安民之意，”飞虎”指的”战斗机”，”将军”就是成了神的日本勇士。
此后的事情，自然是日本人越来越喜欢上了这里，终于在1987年后把这里搞成了一个专门祭祀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战没者的”圣地”，据2004年来此参拜过的日本人兴奋地说：现在这座庙，在祭坛的两边并立着日本和中华民国国旗，每天早晨都要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黄昏唱日本海军军歌。
台中市宝觉寺
说起位于台中市北区健行路140号的宝觉寺，本来确是处好佛堂。早在1927年，福建莆田县后果寺的住持良达长老来到台湾宣扬临济宗的精神与教义，在当地士绅的支持和赞助下历经3年时间精心修建了这座鼓楼式的建筑。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里，供奉着三尊释迦牟尼佛像。1932年，在大殿右侧修建了一座23米高的七层宝塔，塔内专门存放日本人的遣骨，每层都供奉一尊七宝如来佛像，夜晚降临塔内发光，遥照星空犹如灯塔。当时，身兼日本全国佛教会长的台湾总督长谷川清特向宝觉寺赠送梵钟一尊，还亲笔题送了”友爱亲善”四字牌匾一幅。
日本投降后，1955年，日本全国佛教会向台湾中华佛教会赠送了一尊日本国宝——解梦观音金像，宝觉寺为之供奉特建了大悲讲堂。到1964年，”日本国在台物故者慰灵塔建设会”又赠送宝觉寺一座千斤重大钟，台湾省某企业家为之发起建造了一座钟楼，内分四层有贵宾室、接待室和休息室，大钟挂于楼顶，由何应钦题写了”友爱钟楼”大字。到1971年，又有堀部二三男博士发起1千2百多日本人捐款，又向宝觉寺赠送了一座赤铜古钟。如今游人登塔登楼，可以远眺至台中盆地和雄伟的中央山脉。
宝觉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那尊1975年建成的27米高的巨型弥勒佛菩萨造像，大佛内分七层，开办了”台湾民俗文物馆”，分别为”民俗画廊”、”综合馆”、”古街馆”、”农村馆”、”民屋馆”、”山地馆”、佛头里面的”宗教馆”。
台湾光复后，毕业于日本京都临济学院的已故宗心大法师继任宝觉寺第四任住持，发起组织台湾省佛教会，贡献良多。在奔走各地之中，他看到日本人在台湾的墓丘渐渐荒芜实不忍心，一边致力于收集日本人遗骨，一边向日本国和台湾当局提议合葬；陆续收得了1万4千余具，并且在1961年开始在台北、台中和高雄建设”日本人遗骨安置所”，而台中部分就在宝觉寺，特为建设了日本人遗骨安置墓园，每年经常追悼法事。宗心大师生前还曾经发愿，要在宝觉寺内建造一坐万灵宝塔，把现在日本靖国神社里的三万零六名台湾籍日本军人军属灵骨接回台湾，奉安于这万灵塔内。宝觉寺、宗心大师和善良的台湾人，许多年来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为日本人作出了一桩桩善事，也实在令人感动。
只是近年来，一些日本人在宝觉寺的所作所为已经偏离了许多善良人的本意，倒真有些是以怨报德了。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解除了戒严令以后；在日本战友会”中日南星会”和”中日海交会”的帮助下，由参加过”大东亚战争”的日本旧军人组成的”台湾战友会”于1990年11月25日在”宝觉寺”里修建了一座由二战时的日本陆军中将情报头子有末精三题写的”英魂观音亭”，安放了所谓”大东亚战争”中日籍和台湾籍日本军人和军属3万3千余柱战没者亡魂，为它们树立起了一块慰灵碑，碑上由日本东乡神社宫司筑上龙男题写有”英灵镇魂”，由李登辉题写有”灵安故乡”，下款还有李登辉题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征赴海外殒身台湾同胞英魂碑 李登辉敬题”字句。如今，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勾结愈来愈紧，当宝觉寺的钟声悠扬之时，不时会看到日本人蜂拥而至，甚至大队人马打着太阳旗举着日本军旗列队而入，这里成了日本人到台湾的必到之地，已经被某些日本人称为”台湾的靖国神社”。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皇民化的精神鸦片（9）
日华亲善慰灵之旅搞的是什么名堂？
不远千里赶到宝觉寺的日本人，打着日本军旗唱着日本军歌根本就不像是一般的游客，也不像是普通的祭祀活动，这一切不由得让旁观者心生疑问，他们搞的是什么名堂？
的确，这些日本来客不是普通的旅游者，其中就有一个所谓的”日华亲善友好慰灵访问团”的。在平成13年（2001年）10月13日他们组织的”台湾亲善访问团”的组团式暨壮行会上，这个团的团长曾经作了一个非常蛊惑人心的致词，倒让人可以一下子看出他们的心思。
这位团长开场先谈了两点体会：其一是在平成9年（1998年）10月的南京访问，其二是平成11年3月的台湾台中访问。两相对比，所谓”南京事件”的牺牲者，是政治宣传的建筑物；而台湾是原日本军人军属战没者，是英灵显彰的忠魂碑。这个团长继续胡说八道：”平成九年十月，我参加了福冈县与中国江苏省的友好提携五周年纪念”友好交流县代表団”，回忆一下那时的不愉快：代表团以麻生渡县知事为团长，团员共一百二十人，麻生知事向当地的”南京屠杀纪念馆”举行献花式。在出发前，我就提出了意见认为这样的访问完全不行，是对日本英灵的冒渎。一百二十个团员也和我有一样的心情。而在平成十一年三月，我参加了九州不动产专门学院组织的职员研修旅行，访问了中华民国台湾，与支那相比却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原来他们一行是”按照旅行的预定计划访问了台中市的‘宝覚寺’，在寺里的‘日本人遗骨安置所’里安放着在台湾中部死亡的一万四千柱遗骨，我们在灵前唱‘君之代’国歌，举行了‘慰灵式’……寺里还有在大东亚战争中的台湾人和原日本军人军属战没者三万三千余柱的慰灵碑，碑上有前总统李登辉手书的‘魂安故乡’大字……这才知道在台湾大约有三万三千人作为日本兵而战亡，可是在东京靖国神社里不能进行祭祀，所以在宝觉寺里的一角建起了慰灵碑，按照靖国神社一样的形式进行参拜，每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祭仪。”
就是这样的所谓”日华亲善友好慰灵访问团”从平成11年（1999年）起，每年都要组团到台湾去，不但去宝觉寺，还到飞马将军庙，不但搞什么日本战没者的”慰灵祭”，还要与台湾某些人士举行”恳谈会”，到家里去拜访，进行交流培养友谊。
这位戴着好几顶头衔的团长先生为了招募团员还有致词，暴露出了与台独勾结的动机：”正确的‘大东亚共荣田头圈’的构想与建设。我们的课题是通过‘作为日本人阵亡的台湾同胞’的英灵显彰来支持独立的台湾”，”在以前的大战中，台湾的诸位与我们一样都是作为日本人与英、美国、荷兰等生死拚斗的同胞……两国国民同志的兄弟感整体感到今天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们要通过对‘作为日本人而阵亡的台湾同胞’的英灵显彰，支持台湾作为民主的和平的国家的独立的现状，……更进一步地加深联结两国的纽带。””也是符合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
后来在“平成13年度（2001年）台湾亲善访问团报告会暨恳亲会”上，他们还确定了13个活动项目，包括加强日台交流，加强与日华亲善协会的联系，组织动员地方各级学校的学生，培养青年活动骨干，确定为全日制学校的修身课程等等，目的无非通过这些活动加强日台友谊、支持台湾独立、追思英灵的业绩、树立所谓”正确的历史观”等等。
在平成1６年（2004年），所谓”日华亲善慰灵之旅”的行程如下：人数５０名（贈送《台湾与日本？交流秘話》和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教育勅語》两书。）
11月23日：从福冈机场飞台北，上午从台北飞高雄。下午在高雄市内观光，到”莲池潭”、”寿山公园”，晚餐出席招待”交欢会”。
11月24日：早饭后去台南，参观”奇美博物馆”，午餐参加许某某举办的招待联欢会，以后参拜”飞虎将军庙”、”乌山头大坝”和”八田与一记念馆”，再到台中。
11月25日：早饭后在”宝覚寺”举行慰灵祭，午饭在台中市内的饭馆召开”恳亲会”，下午到市外参观”九族文化村。
11月26日：早饭后到台北，参观”芝山公园”和”明石元二郎总督之墓”，市内観光，晚饭后，从台北乘机回福冈。
4天的活动很频繁，除了”飞虎将军庙”和”宝觉寺”两项慰灵参拜之外，其它的项目也别有用心，如参观日本人说是天皇命名的万寿山，李登辉大肆吹嘘的日本占领的建设业绩”乌山头大坝”和台湾最爱的一个日本人”八田与一纪念馆”，另外的芝山公园和明石元二郎之墓也有特殊的意义，而与许某某的联欢会和所谓的”恳亲会”，更是刻意的安排。
八田与一先生本只是一个土木工程技师，他于1886年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1910年从东京大学的土木工学科毕业后，不久就到了台湾总督府的土木局工作，直到日军侵占了东南亚后，1942年3月，日军又以”开发派遣”的名义把八田先生调往菲律宾占领地服务；他于5月7日乘上1万4千吨的大型客船”大洋丸”开往菲律宾，但在途中遭遇了美国潜艇的鱼雷攻击，大船沉没他也遇难，终年56岁。八田与一作为技术人员，尽职尽责为日本的殖民地掠夺服务，客观上对台湾的农业水利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百姓的生活有益，所以一些台湾人至今还纪念他。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之下，任何个人的仁德都不可能抵偿日本侵略在道义、肉体和物质上的罪恶，虽然台湾人至今很尊敬他，但那绝不等同于对日本侵略认可，也绝不会容忍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拿他来勾结日本人搞台独。
再说，八田与一过去时的台湾故事，本来在日本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他也没有太大的知名度。一切的变化，只是在被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拿起来作起了文章以后。
1994年3月，日本右倾评论家加籁英明到台北访问李登辉后，非常感动地尊称李为”大人”，写了一篇题为《大人》的文章：”在日本军国主义掠夺周边各国的历史中，只有曾被它统治过的台湾的领导人坦言日据时代奠定了今天经济发展的基础。”原来是李登辉对日本侵略者的歌功颂德让他万分感动：”李登辉以自己精通的台湾农业发展史为例指出‘台湾成为日本领土后……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一起创设了独立财政、公卖制度、台湾银行等，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基础。工程师八田与一从大正十年（1920年）起，花费十年时间，在广阔的嘉南平原上建立起水库和大大小小的渠道，肥沃了近15万公顷的土地，使近百万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2002年11月20日，日本《产经新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