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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有一些事业成功的女性，但是，成功的女人一般都要比男人多付出许多。
离他们很远的一张桌子坐着三个中国男人，听口音他们是东北人。他们的声音隔着几张桌子传了过来。
“既然有薄饼，炒几个菜多好，卷着吃不就是春饼嘛。”一个声音说道。
这边雪梅接着他的话说道：“这是墨西哥饭店，想吃春饼你去中国饭店啊。”
另一个声音道：“没有鸭子弄个熏鸡不行吗？再切点葱来，跟北京烤鸭也差不了多少，这小日本就是笨。这么一口洋葱炒肉，还有这粘糊糊的豆子，算菜还是算饭啊？”
“可不是，你看日本人一个牛肉盖饭几十年，要是我们中国人不知弄出多少种盖饭来了。”这是第三个人的声音。
白滢轻声说：“这些人在公共场所这么大嗓门，没有礼貌！旁边的人都在看他们……”
宋敬东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好看的？日本的有些年轻人不是也在电车里、公共场所大声说话嘛？”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没有礼貌，语言的使用也乱七八糟，我两个女儿说话粗鲁得跟男孩子似的。”高欣亚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晓茵宽慰他说：“再大点儿就会好的。我们的学生还不是一样，看起来幼稚、任性，可是一旦踏入社会，还真令人刮目相看。我在银行碰到一个前年教过的学生，不但彬彬有礼，讲话也完全一口敬语。我还记得上课的时候她总是心不在焉，喜欢捋头发。有一次我用英语跟她开玩笑：你数清楚你有多少根头发了没有？”
雪梅说：“有些年轻人工作以后确实变了个样，从这一点足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的束缚力量有多么强。”
高欣亚还是认为日本这礼仪之邦正在走下坡路，白滢附和。
“虽然偶尔会碰到不守礼仪之人，总的来说，日本人的礼仪和素质还是很好的。这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嘛。”晓茵坚持她的意见。
“日本人的素质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明治维新以来重视教育确实有关系，但还有一点就是这大和民族的团队精神、集体精神相当强，强得有时甚至于超过对正义感的追求。可以没有对错，可以不讲正义非正义，但绝不可以脱离群体。这有一定的弊病，好处就是：无论身处哪个集体，小集体或是大集体，与自己有关的团体或是完全陌生的什么公共场所，不必有谁下令，大家准行动一致。别人排队，我也排队；别人坐电车不吃东西我也不吃；别人在公共场所小声讲话，我也不大声嚷嚷。人人自律。”雪梅附和着晓茵进一步阐述道。
白滢一如既往地喜欢批评责难，“中国搞了许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可是团体意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义务的履行却不怎么样。如今，这公共道德差得一塌糊涂！其实日本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儒家伦理范畴中的‘忠’‘义’‘礼’‘信’等在日本社会中还感觉得到一些，反而在我们中国却淡了点儿。”
雪梅不客气地反驳，“但是，日本人只是拿来一些皮毛而已，并没有学到我们儒家的根本，就如同明治维新日本开始效仿西方文化，但并未动摇日本传统伦理深层一样。西方追求的自由、个人主义在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晓茵来日本后发现，在日本几乎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古代日本不但学习了中国的文字、历法等，还吸收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异甚多，有些伦理观念被吸收后又与日本的本土文化融合，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日本特征的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除了“忠”“信”等外，还有日本独特的“义理”“义务”“报恩”“耻感”等。道德观念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人们循规蹈矩地在道德伦理的规范束缚中生活着。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3）
晓茵见白滢眼珠转个不停，雪梅也一副言犹未尽的样子，她们俩人争论起什么来一向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晓茵不愿让她们继续争下去，便抢先一步说：“日本人比较讲信用，有责任感，遗憾的是日本社会缺少了点‘情’，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淡了点。”
“我来了这么多年，称得上朋友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有。在公司相处了十几年的同事都是君子之交。”宋敬东不无遗憾地说。
大家对此颇有同感。在日本无论住多久，感到最不如意的就是交不到朋友。
白滢则另有发现，“日本人并非只是不与外国人交朋友，他们日本人之间也保持着距离。我没有日本朋友，我丈夫也没有什么朋友，让我理解不了的不是他没有朋友，而是他能够忍受没有朋友。日本人亲戚之间也是这样，我丈夫的兄弟姐妹平时很少来往，只是在亲戚中谁的喜事或丧事时才见面，不像我们中国人兄弟姐妹包括表亲都走得很近。”
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都会觉得这个民族礼仪很好，可是，时间久了，便会感到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义务感”“责任心”有余，而“真情”不足。
日本的道德伦理中也有‘孝’的领域，但是，日本人的“孝”偏重于“报亲恩”。报恩是作为一种义务义理来实行的，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感情成分，可是义务感更强。不是长子的话，责任少一些，长子则要承担起对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就是现代的年轻人也认同这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都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尽孝虽然也是儒家思想的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成分非常浓。
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偏重于对欠债的偿还，人似乎一出生就欠了父母的债，以后要报亲恩，而且要一路报上去。从小学到大学的师恩，到了社会上以后凡是帮助过自己的人，直接的间接的，都要记住报恩。知恩不报便会被认为是无常识、无道德之人。
日本人很重视履行义务，若对自己的分内义务未尽，会被指责“不知义务”。对国家社会、法律、分内工作如此，对父母、婚姻、家庭皆如此。
而日本人对所属工作单位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一种难得的忠诚心。他们不喜欢、不认可没有责任感、忠诚心的人，他们对喜欢跳槽的人横加批评指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里不是处处可行的。如果某老师找到离家近工资高学生质量好的大学而想辞去各方面条件差一些的学校，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辞的时候，这里包括对学生的责任感、对给予你这份工作的学校的义务感及介绍你进这所学校之人的人情等因素。日本公司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外国人对他们的公司没有忠诚心。
刘志勋开玩笑道：“日本人的亲属称谓不是有“义理”这个前缀吗？义理父亲、义理母亲、义理姐姐什么的。既然是义理，就不必投入真感情，也算合情合理。”
由刘志勋的“义理”亲属，大家又谈到情人节的“义理巧克力”，从而又扯到感情成分不是很浓的新年贺年卡。雪梅、晓茵不给同城市的人写贺年卡大家都知道，高老师佩服她们有勇气违抗日本这一习俗，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不写，每年都是一百多张，当然也是千篇一律的印刷卡。白滢的一个负担是每年两次，六月的“中元”，十二月的“岁暮”，给丈夫的一些关系户寄礼物，有的是她丈夫受了恩惠要报恩的，有的是收了礼物要还礼的，十几年下来，名单越来越长。
在日本欠债不还在道德上是离经叛道的。朋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了点小忙也要马上报恩还礼。
晓茵从不给人寄“中元”“岁暮”，当然也没有人给她寄。她偶尔替邻居收个邮包，邻居回来后赶快拿两个苹果或几个土豆来感谢她。下次邻居替她收包裹时，她也照做，给邻居送一小盒茶或者一小包点心什么的，她的还债仅限于此。
白滢告诉晓茵，如果在日本结婚的话，一定不要找媒人。她和她丈夫是自己认识结婚的，但是，日本的结婚仪式固定了媒人的座位，所以他们得找一对儿现成的媒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她丈夫请了他公司的部长夫妇。这现成的媒人被他们恭敬在那个座位上两个小时而已，他们就十几年不断地给他们的“媒人”寄礼物。白滢有一次对丈夫说：“不用寄了吧？”她丈夫说：“得寄到有一方死为止。”
宋敬东说白滢的丈夫是老实人，他公司的年轻人也是请上司做媒人，有的寄几年，长的也就寄到上司退休。宋敬东羡慕大家在学校工作比较自由，不必事事按日本的规矩办。在公司工作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既无自由口又无自由身，犹如被套上了strait…jacket（疯人穿的以束缚其双臂的衣服）。
见大家吃完，雪梅张罗去她家，众人纷纷离开座位到门口付账出门。
路上，晓茵告诉高老师他介绍的那个公司又给她送来一些笔译的活，这个周末还有两天口译的工作。她向高老师表示感谢。高老师开着玩笑，“能者多劳累！”
第二部分 为儿寻父边缘人（4）
有一次高老师接了一份会议翻译的工作，他一看内容是电子方面的，没什么把握，便请吴老师跟他一起去。结果专业内容深得高老师连中文也听不太懂，会议从始到终都是吴老师翻译的。日方公司见晓茵懂专业，英语日语又都熟练，那以后便常请她做口译或者笔译。
到了雪梅家，大家先参观房间，议论着这八十平米五千多万的公寓房贵还是便宜。宋敬东是泡沫经济时期花了八千多万买的独门独院房子，贷款还没还完，已经有很多处要修理了，他觉得还是公寓房更省心。
雪梅和晓茵为大家沏茶拿水果点心。刘志勋拿出葡萄酒杯为各位倒红葡萄酒，又沏了一盘奶酪。他常见雪梅和晓茵喝葡萄酒时吃奶酪，还放一片饼干，他不好这一口，觉得还不如咸黄瓜更可口。今天他没拿饼干出来，他觉得那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登不上大雅之堂。雪梅见他没拿饼干来，去厨房拿来倒在一个漂亮的盘子里。出乎刘志勋的意料之外，这小孩子玩意儿还颇受欢迎。
客厅摆放着刘浩和宏宇在美国照的照片，大家自然把话题落到子女的教育上。
众口问他们两家为何把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晓茵只说她早有此计划，她不想在刘志勋面前全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刘志勋为了刘浩去美国的事已经跟雪梅真真假假吵过几次。他曾对雪梅抱怨，无论她决定任何事，他这个做丈夫的还没有她朋友对她影响大。他认为如果晓茵不送宏宇去美国的话，晓茵不给雪梅灌输美国大学好的话，雪梅绝不会坚持让刘浩去国外读书的。对于此事其实他心里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耿耿于怀，儿子不争气，即使在日本上大学也进不了名牌儿。正像雪梅抢白他的那样，这些年来他只顾自己，对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