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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后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
只可惜“文君卖酒”后来却居然成了一段“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千古佳话，成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以我想来，恐怕文君自己未必会做如是想，她倒是可能对司马相如“雍容间雅”的风姿和他这个才子的“才”，有着最深刻的切身体会吧。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1）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 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则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桐城派”便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同时他的诗歌因风格险怪，也被誉为“以文为诗”，与孟郊、贾岛等人自成一派，史称“韩孟诗派”，有门人辑的《昌黎先生集》传世，后世称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因为他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翻开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学史，对韩愈的评价可基本归纳为三点：
一， 其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斩韩书》），铁骨铮铮敢于直谏，不畏权贵，为天下所重。
二， 他对佛、道两教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倡导儒学使之再次发扬广大的重要作用。
三， 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两汉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来骈骊文体的绮糜之风。
韩愈之所以能在后世有如此之高的声誉和评价，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苏轼和欧阳修二人，尤其是苏轼起了极大的作用。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来苏轼的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开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崇高的地位：“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这里，苏轼是将他许为秦汉以来“文”、“道”之继承和复兴的领袖人物的；而欧阳修也在《新唐书》中韩愈的列传里评价他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不过在这些赞语里面，只怕有不少是不尽不实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道济天下之溺”、“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等等赞语，着实是有点过头的。而这些并不单单只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愈的推崇之语，韩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经编撰了这样的道统传承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言下之意，这等“先王之道”于孟子之后已然再无传人，到他这里又再次被力倡并发扬光大，那他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接班人了。
儒学一道，孔、孟之后，自有荀况继之。其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博采众长，以法家治国扫天下，此论当无可疑。而秦汉以降则应首推董、扬二人。董仲舒创“性好情恶”之性三品说，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在此后历代中原帝国都把儒学奉为国学的无可动摇的地位；扬雄则继《论语》而作《法言》，立善恶俱有论，此皆不世之功。而韩愈的性三品说，则明显胎出董说而非其首创，因此无论是在对儒学的政治地位巩固、还是在对学术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想要在政治、学术上跳过乃至盖过荀况、董仲舒、扬雄等人，直接去当孔孟之后千余年来的第一位接班人，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后世人推重其才华，加之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一向不吝啬过誉之词的，所以欧阳修、苏轼拍上去的那几下，尚有可宥之处，可韩愈作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翩翩然地自诩若此，就不免有点不明事理乃致不自量力了。
不过要是联系关于韩愈的一些历史记载，以及他自己在诗、文中真实流露的一些思想及其为人行事，那么，也许就能明白他一生中许多难以理解的举动之根源了。
一，韩愈的身世及出仕观对他一生行为之影响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长兄会，次兄介，介早逝，韩愈“三岁而孤”养于长兄韩会处。后韩会又卒，韩愈遂由其寡嫂抚养成人，早年的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他在《祭郑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后来到19岁去京师应举求官的十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可见他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因此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2）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节符合若契。
从这封书里，我们可知韩愈“少年尚奇伟”，幼时他多“读圣人之书”，所以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他自己称此念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后，由于生活艰辛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了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并推翻了自己以前认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观点，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到了京师应举的时候，又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便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还是一条可以让自己为他人所“贵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因此遂“诚乐之，就求其术”，开始了他一心求官的历程。韩愈自19岁至京师应举，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个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才可以。因此韩愈在26到28岁的这三年内又连应三次博学鸿词科，皆不第，于是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又不报。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最后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
韩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之”的观点，致使他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谀权贵，为保官职、地位不但能谀上更可以欺世盗名。这些，在他第一次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以后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马”等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被贬潮州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其中还包括了几桩历史公案。
要说清楚这些，首先需要说一下当时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得到顺宗的信任和支持，进行了为时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至于韩愈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的，一向众说纷纭，即使是他学生、同僚也都莫衷一是，未能统一口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权贵甚至是皇帝本人。传统的有根据他《与三学士诗》的“传之落冤仇”说，认为韩愈怀疑柳、刘二人陷害他，而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则他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据此看来，似乎应该是“二王八司马”中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所为，再联系他后来对不少诗文中频频对“永贞革新”进行攻击和咒骂（3），好象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阎琦先生也持此说，他在《韩愈的“阳山之贬”析》中认为韩愈被贬阳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为。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2）
但实际上这其中依然有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无法解决，韩愈是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