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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当下跑了出去，挖了一大抱草回来。
我看那草，是一种塌地的植物，绿色的叶子，羽状的叶片，带了分叉，有点儿像是荠菜。但心里不敢确定，就说： “荠菜不是长在中国的麽，洋人这儿会有野生的？”
罗女士很坚决，说：“我觉得它就是荠菜。我们小时候去野地常挖的。”
我说：“那这儿怎么没人采没人吃呢？好像根本没人认得这东西似的。”
罗女士撇撇嘴，说：“洋人就根本不懂吃。”
几个人争议良久，终是口馋。决定不顾好歹，学神农不要命，尝了再说。
大家认真动起手来，把那菜掐根洗净剁碎拌馅儿，和面压皮儿包馄饨。罗女士是个烹调老手，说，荠菜吃油才香。我拿了油瓶，倒了半瓶油到菜馅里。用筷子去搅，那油竟一下子消失得无了踪影。心中不由大喜，素菜能这等吃油，其味必佳！
馄饨煮好盛到大碗里，大家都伸了头去看。清汤里面，馄饨一个个大馅宽边儿。包着馅儿的皮皱缩成一朵，透出玉绿色，甚是可爱。夹起一个馄饨来，咬下去满口的鲜香，真是好吃。果然上品荠菜！
太太后来走路只看地面。最后有了心得，说是发现以柏林工大学生宿舍C楼前一片草地上的荠菜最为肥大。她找了空闲时间，拿了小篮去挖。回来后又精心将荠菜洗净，装食品袋，放冰箱，打电话通知各处朋友。如此兴奋忙碌，并不觉劳苦。
有天我请大学里的一对德国夫妇来吃这荠菜馄饨。他们齐声大赞菜馅的清香鲜美，说是从未吃过。每人吃了两大碗，兀自不肯罢手。就都问馅是什么菜做的。
我答：“一种可吃的蔬菜。”
又问在哪儿买的，中国商店麽？
我笑答：“路边挖来的。”
他们都大惊到失了颜色，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忽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洋人只懂得吃的东西要从店里买。敢对路旁脚边的东西下手，还把它们煮到锅里，做菜下饭，拿来宴宾待客，这行为是有毛病的。
他们跑进厨房，拿了荠菜仔细端详。还央我们一起去了趟实地现场。隔几天，这对吃了荠菜的德国夫妇背了个大背包，兴冲冲地专门跑来找我。他们从背包里费劲地往外掏东西。我一看，都是些厚本大书。有德英百科，拉丁辞典，还有营养学植物学的典籍。
他们兴奋地说，那天吃了好吃的植物，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可以。应该把它搞清楚。现在全部有关的信息已经查明。
于是先翻开植物图册，认图画辨照片，验明那草的正身。然后翻开植物学辞典，说那草乃什么科什么属，搞清那草的来路。又翻开拉丁文词典说那草拉丁文应叫什么什么。再翻开药典学什么大书，告我那草含有这个素那个素。
“有一种降压药，叫什么什么，有它的成分。” 那位年轻的太太认真地强调补充。
我笑着看德国人的傻劲儿，吃荠菜不就是吃荠菜嘛！
为查荠菜的知识，夫妇两人在柏林国立图书馆里泡了一天。然后借出来这一大堆书又跑到我这儿来。那些荠菜的知识我如今只剩了一个在脑子里。好像是在什么营养书里，他们查出来，这种草“可吃”。
后来这对德国夫妇逢人便说，中国人是最敢吃爱吃会吃的人民，“您能想象吗？中国人走路时会去看地上的草，会想到挖起来煮到锅里做菜吃！”
我却发现荠菜在德国长得到处都是。我同样也搞不懂德国人。把这么鲜这么美的菜扔在地里头，几百年的德国历史中，竟然没一个人试着去尝一尝！他们不是也有过饥荒吗？
我想起年轻时在陕北。那儿穷山恶水，吃糠吃菜吃草吃根还是不能把肚子填饱。人人对山对水怀着一种吃的感情。中国上千年战乱饥荒不断，使我们对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甚至汪曾祺到美国，见了地上的草，会说：“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有时我想，世上只有我们有这种气魄，能把大自然吃得那么彻底。
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没有“吃”的眼神儿。他们只是喜欢大自然，简单直接，发自内心，没什么道理。
很早先我就有过这种感受。记得还诌过什么句子。抽屉里找出旧本子，见记下来的是：
他们把每一片绿色 / 都印到了心底；
我们带了汁水 / 把每一片绿色煮到了锅里。
这个意识上的差别很有趣。
中国的古人也喜爱大自然，那里边儿也不全是吃，感觉还掺了别的什么。往往是临烟波浩渺，迎长风扑面，一时间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高人贤士厌倦俗世，向往山林。“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这是些利用大自然的思维行止，对西方人同样陌生。
我不止一次地被德国人邀请，去郊游去登山去远足。和他们到山野，到森林，到水边，到各种边远的郊外。德国人搞不明白应该去计较名山胜水，他们只要远离都市。“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责任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的伤感，他们不会发，也不懂发。出游的过程一般是伴着无奇的饭菜，劳累的身体。那过程通常都不宜使用舒适和享受之类的词来形容。
离开现代，离开文明，人们光着脚踩着真正的沙滩，和了衣躺在真正的野地里，深深地呼吸，嗅着野兽粪便和青草泥土的芳香，袒露着肢体，接受风，接受雨，接受阳光。我也会跟他们一样，被大自然感动。但我多少有那种东方式的，于天地释怀，借山水忘情的感动。德国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单纯的回归自然的欣喜。第一次体会到它时，叫我愕然。
这不同的文化，差别奇妙啊。
我仍然继续吃我的荠菜。我骨子里仍然存了吃的情结。我仍然要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感叹。但那种单纯的回归自然的欣喜，已经深深印到了心底，而今叫我时时有了向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4期P48
寂寞文章
陶方宣
离群索居
福克纳被中国先锋作家奉为经典，他像康德那样一生居住在故乡那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离群索居，从未出过远门。到了晚年，连这样封闭的地方他还嫌闹，悄悄买下一座农庄隐居。
肯尼迪当了总统，一得意要请诺贝尔获奖者吃饭，拿常人来看这是多大的面子，福克纳却拒绝了，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啊？太远了，我走不动。
福克纳的言行你可以看成孤傲和清高，那是你的想法，拿福克纳来说这是平常行为，他只关注自己内心感受，远离蝇营狗苟的人群就是为了走进内心，那里是一个比海洋都要浩大的自由王国。
中国历史上出过太多的隐士高人，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智者不能真正遁隐山林，更多的是“大隐隐于市”。
钱钟书和杨绛一辈子过的就是离群索居的生活，白天他们家没有一点声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三个人各自守着一张书桌一只台灯静静地阅读。某年春节，权威人士来拜年，也是人之常情，钱先生拉开门缝，说：谢谢，我很忙。就把门关上了。还有一次学部通知他参加国宴，他说：谢谢，我很忙，我不去。再来人替他说：那就说你生病了？他说：不不，我身体很好，我不去。
这就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不会八面玲珑，也绝不苟合妥协。沈从文最理解钱先生，他们在一个小区住了二十年，竟然只互相串门一两次。春天的时候，湘西送来了新茶和春笋，沈从文拿几包放在钱先生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们开门自己拿。
一次，沈从文和钱钟书去宾馆看一位二十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原来那是头面人物的宴会，老友兴奋得目中无人，说：他左边坐着红线女，我坐他右边，就三个人，上了一桌子菜———沈从文坐不下去，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怅怅地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孤独的家中。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最世俗，但她这个人从来都是离群索居，偶尔，会站在阳台上冷冷地打量一眼熙来攘往的人世。1952年，她不顾夏衍的挽留，决绝地离开故乡上海漂泊到海外，再不肯回头，最后死在美国公寓里。如今我们想起她，眼前就会划过一道“美丽、苍凉的手势”，那无望的手势里分明写着八个字：离群索居遗世独立。
穷书生
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如此清贫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
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稿费很少，连烧饼也吃不上，常常饿肚子，为了多发稿，他甚至用了“休芸芸”这样香喷喷的女性名字来取悦男编辑。郁达夫得知他的窘境，过来请他吃饭，把剩下的钱全给了他，还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送他抵挡风寒。这样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后来遇到多次，比如胡适，比如巴金。巴金名气很大，老远的来看他，两个人很对胃口，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在樱花林里来来回回地走。那是在青岛吧，肚子饿得扁扁的又怕什么？七十年前的青岛人文荟萃，令人神往，饿肚子也是美好的。
西安作家徐剑敏告诉我，陈忠实家在西安郊区灞河乡，没写出《白鹿原》之前，他只是个农民，徐当时在一家搪瓷厂做工，没事时哐当哐当骑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出西安城三十里来找他谈文学。当时发表作品很难，连稿费也没有，就给几本稿纸。谈到吃中饭，陈妻借来面粉一边烙饼一边埋怨：你看看俺家有多穷，俺忠实太老实，就晓得夜夜写字，又换不来钱，还费灯油呢。陈家当时全部家当就是两间泥房一张土炕。他们每次喝的酒是陈妻用玉米芯酿的，徐有一次连喝五碗，真的喝醉了，好几天爬不起来，当然走不了，就睡在陈家的土炕上。半夜里冻醒，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他就坐在炕上，跳蚤不怕冷，咬得他一屁股红包。没过多久，陈忠实来西安送稿，徐剑敏正好发了五块钱，买了两个肉夹饼，递一个给陈忠实，两人当街吃起来。陈忠实咬了两口，又把肉夹饼包好，徐问他：你咋不吃咧？陈忠实支吾了半天，才吞吞吐吐：想带回家给俺老婆吃。徐心往下一沉，道：你吃，我还有两块钱，再买一个。
湖畔诗人汪静之当年在杭州读书，家里没钱寄给他，老吃不饱饭，有人介绍他认识了胡适，他把诗拿给胡适看。胡适正在搞新文化运动，一目十行就大声叫好，到处联系帮他出版诗集。汪静之嘴里谈着诗，肚子饿得咕咕叫，没办法，他也不管对面这人是什么文化泰斗学术泰山，开口就问他借钱。胡适也不小气，立马满足他。胡适回京后，小汪同学以为大师好说话，就借钱借上了瘾，三天两头向胡适开借，十块八块的一共借了一百多。不知是瞒着江冬秀，还是实在太爱才，胡老师照借不误，最后《惠的风》出版，轰动文坛，可稿费才一百五十元，还胡适还不够。我估计胡老师最终没要他还，他发现了一代诗才，他太高兴了，他哪在乎哪几个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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