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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 （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3期P10
开窍的日子
舒乙
开窍，对小孩来说，是个大事。
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很典型。
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当时，这儿大概属于香山慈幼院的什么附属机构。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最后，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上小学也是如此，当时为了掩盖我们的真实身份，不被日本人注意，我们都改了名随母姓。我改名“胡小逸”。有一天，老师发考卷，按考卷上学生自己填写的名字一一唱点。念到我这儿，一声“胡小兔”，全班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自己也狂笑不止。我竟然在写“逸”时，忘了走之底，自称“小兔”。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由8岁到14岁，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4年，直至小学毕业。
在北平的时候，我在西城区阜成门福绥境小学读书。三年级刚开学没几天，由日本军官强制持教的日语课刚教了两节，妈妈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突然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北平，开始逃亡，目的地是重庆，那是1943年的9月。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才到了重庆北碚，和父亲团聚。父亲刚割完盲肠，身体没有恢复过来，直不起腰来，便委托同住的二位姓萧的朋友，一位叫萧伯青，一位叫萧亦五，到小学去替我们联系入读的事。我插班三年级，妹妹一年级。
我入校之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