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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妻子牵着他的手去儿子家．小区门口车来车往，他把妻子的手攥行紧紧的．妻子说：”别攥得我那么紧，手都被你捏痛了．”他不依，还是用力攥着．
拐角处，两个溜旱冰的少年戴着头盔，像全副武装的斗士，“呼呼”地向他们飞来．他可从来没见过那阵势．只见他一个大步冲上前，张开两只大手去拦那两个溜旱冰的少年．少年做梦也没想到，好端端的，突然会有人跳出来拦路．他们来不及避让，三个人重重地摔在了一起．
他摔得最重，被两个飞驰而来的少年压在了最下面，脑部受到重创，昏了过去．
妻子知道，他是担心溜冰的少年伤到她，才傻乎乎地站出去，张开双臂，想把危险挡在外面．
第二天，他醒来．妻子坐在他身边，正对着他垂泪．他拉拉妻子的手说：“跟牢伊！跟牢伊！”妻子含着泪笑．
这就是爱的神奇：我痴呆了，全世界的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还认识你，还知道要牢牢地跟随你；我痴呆了，我什么也不懂，但还懂得要好好保护你．
只因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31
正义的成本
熊秉元
花费10元抓住偷窃1元的小偷、牺牲八人拯救一名大兵雷恩，值不值得？追求正义，可以不惜代价吗？从法律的角度，或许应该。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则要考虑成本是否可以承担
“现代社会里，很多人都开车代步，如果自己的车被偷了，当然希望能找回来。
那么，汽车失窃的破案率，该定在多少？”最近在《法律经济学》的课堂上，我问研究生这个问题。
说来非常奇怪，对于这个简单明确、具体生动的问题，台大法律研究所的学生们——已经读了四五年的法律kk却几乎都搔头弄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说来并不奇怪。在传统法学训练里，特别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是以法律条文为中心，主要的训练，是如何解释和运用法律条文。对于涉及整个司法运作的问题，这种训练立刻捉襟见肘。这是标准的只见舆薪，见树不见林！
迟疑一阵，一个学生鼓起勇气：“由追求正义的角度看，当然是希望破案率为百分之百，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
我打断他的话：“可是，如果汽车失窃的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那么，一般扒窃的破案率也该是百分之百！伤害杀人的破案率，更要是百分之百，不用说，掳人勒赎、银行抢劫等重大刑案，也非达百分之百不可。无论大小案件，破案率都要求百分之百，有哪一个司法体系，能负荷这种重担呢？”
学生似乎灵机一动，毫不犹豫：“记得法律系大一时，《法学绪论》这门课由宿耆萨孟武老师担任。在第一堂课里，他就强调，‘如果有人偷了1块钱，那么即使要花费10块钱，也要把小偷抓住！’”
萨孟武是二战后台湾法学界的大佬，曾经当过台大法学院院长，论著不辍，桃李满天下。可惜，至少在这个论点上，他的说服力不高，因为，“为了正义，花10块钱处理一块钱，听起来正气凛然、虎虎生风，其实不堪一击。试问，为了1块钱，花10块，如果花的不是10块，而是100块、1000块、10000块呢？”
旁边的同学，似乎受到感染，出手相助：“在《拯救大兵雷恩》这部电影里，为了能从战场上找回雷恩，美国军方派了一队人，最后牺牲了八位弟兄，才勉强达成任务。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为了既定的目标，值得以多换少！”
萨孟武在地下有知，大概会捻须而笑。对我来说，这个意外的联想，却刚好是殊途同归：“好例子！雷恩的几位手足，都已经为国捐躯。美国国防部参谋长，接到雷恩母亲的信，决定派人把她仅有的儿子找回来。故事的情节感人，带队负责的汤姆·汉克斯演得好。可是，如果因此而阵亡的不是八个人，而是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弟兄，参谋长还能坚持以往吗？
“事实上，电影的编剧聪明得很———为了拯救雷恩，只牺牲了八位官兵。这种牺牲，是在可堪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为了一个小兵，牺牲了上百位的弟兄，恐怕只会激起观众的反感，变成票房毒药！原因很简单，对观众而言，如果牺牲的人少，会把焦点放在雷恩大兵身上。可是，如果牺牲的人多，观众会自问，自己比较可能是雷恩，还是比较可能是为他而牺牲的数百人、数千人之一？这么一联想，观众能不能认同、愿不愿意掏腰包买票进场，就很清楚了。
“可见得，道不远人。正义的概念，是由人来操作。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必须是在人们所愿意承担和负荷的范围之内，花10块钱找1块钱、牺牲八人救一个人，都没有超越人们的经验，因此不违反常情常理。一旦实现正义的成本太高，人们自然会缩手驻足！”
研究生们噤声不语，不再有异议kk可能是避免引来更多的说教。一番由窃车破案率引发的论对，就此打住。当然，我知道，如果要继续申论，还有一长串话可以援引……
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当然不切实际，那么，该怎么想这个问题呢？由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实脉络很清楚kk就看社会的中坚分子、也就是纳税义务人，愿意负荷多少的税负，以支持司法体系。纳税义务人愿意缴的税愈多，司法体系的资源就愈多，也就能追求更高的破案率。
窃车、强盗、杀人越货、欺诈抢劫等等罪行，个别来看，破案率都有其极限。放在一起看，彼此之间，也有排挤效果。多花警力和司法资源在诈欺犯罪上，处理其他犯罪的人力物力自然受到排挤。因此，在公平正义的大纛之下，还有许多小天平，而在诸多小天平之间，也还有取舍比较的问题。
抽象来看，传统法学思维和经济分析之间，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差别。传统法学思维，以公平正义为标杆。可是，对于如何追求公平正义，如何操作这个标杆，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形之下，经济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贯之kk追根究底，只有“成本”二字而已！追求公平正义（或其他任何价值），必须坦然面对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鲜美的果实，必须先有辛勤的浇水灌溉。同样的道理，要提升公平正义的刻度，必须以充分的资源为后盾，而一旦涉及资源的运用，当然就是成本的问题。
萨孟武的花10块追1块、《拯救大兵雷恩》的牺牲八人救一人，看起来是不计成本，其实不然。两者的共同点，是表面上理直气壮，实质上只呈现了问题的局部。真正的考验，是把镜头拉远、把画面放大，然后再考量真正涉及的成本！也就是，正本清源，问题非常简单明确，请问萨孟武教授：为了一块钱的损失，值不值得耗用10万元的司法资源？请问电影编剧和导演：为了一个大兵，牺牲五百个官兵，这种电影，敢不敢拍？
“窃车的破案率，该定在多少？”显然是一个有意义、可以发挥的问题。
（作者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电子邮箱hsiungbingyuan＠gmail）
战士的葬仪
陈白尘
还没到送殡的时候，万国殡仪馆的门已经要胀破了。人像决了口子的水，只顾往里冲。进来的就不再出去。草地上挤满了人，甬道上挤满了人，门外马路上更挤满了人——人们一边排好队等候送殡，一边练习着挽歌：“哀悼鲁迅先生……”声音颤动着。
刚来的还朝里拥。焦急地，但沉默地翘起头，慨不能一步跳到鲁迅先生的灵前。签名处被压到人缝里去了，替人缠黑纱的职员，被人拥来拥去，抓住一把黑纱在空着急。摄影机在人头上跑治丧处的职员埋着头在人缝里钻。总指挥的嗓子嘶哑了，还在指挥人们排队。只有三个印度巡捕，骑着高头骏马，很悠闲地逡巡着。
草地上尽是人头，挽联都挨挤得紧抱住树枝。忽然，一阵巴掌响，礼堂台阶上出现了一个人。
什么声音都停止了。只听得台阶上叫：“……诸位！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愿意替鲁迅先生找挽联的，请站在草地的左边！愿意替鲁迅先生背花圈的，请站在边！其余的，请到门外去自动排成行，四个一排……”
人头纷纷涌动着，挽联在人头上竖起。中间，一幅巨大的白布遗像，巨人似的，用他坚毅不屈的眼睛，看着人群。花圈队已经静静地从他面前通过，挽联也开始移动，但还有几幅挽联东歪西斜地倒在矮树丛里。
“诸位！这儿还有几幅挽联啦……”
马上来了几个人，但翻开下款，就看到——
“鲁迅先生要汉奸来哀挽么……呸！”
丢了换联跑开了。
挽联的行列长蛇一样地出了门。草地的一角上，风吹着那几幅无人理睬的挽联。
葬仪的行列在马路上悲沉地行进着。挽歌，从行列的前端直通到末尾，众人的声音在半空中战栗着：
“哀悼鲁迅先生……”一万个青年的心在歌声里紧抱着。行列缓缓地移动。前头是全国救亡战士所献的绸旗，上面写着“民族魂”，在托抗着逆风前进。挽联都悲哀地低垂了头，花圈上的花朵也苦痛地战抖着，唱挽歌的喉咙在颤动着。巨人似的遗像在半空里沉默地俯视着人群，好像在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灵车后面紧跟着忘不了自己生活但更忘不了他的人！工人，学生，作家……都是救亡阵线上的战士。大家肩挨着肩，心连着心，他们是永远跟着鲁迅先生走的。
许多外国作家、记者，也跟随着。一个“友邦”人士，还在前面掌着大旗。
挽歌从前头直响到末尾：“哀悼鲁迅先生……”
行列转进虹桥路，看见了同文书院，本来是《打回老家去》的谱子的《挽歌》，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唱错了：“打回老家去啊……”
大家忽然疯狂地跟着唱：“打回老家去啊……”
路旁出现了中国巡警，也出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马上，纪念鲁迅先生的宣传纸放到他们手里了。
远远地，像在一个什么山顶上叫着：“鲁迅精神不死！”
地上，千万人在咆哮：“鲁迅精神不死！”
“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个掌着大旗的日本朋友向大家微笑着，像是抱歉，像是痛苦，也像是快乐。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万国公墓的市道被潮涌的群从压得似乎要下沉了，一万个嘶哑的喉咙都沉默了——葬礼开始了。
太阳沉没了。甬道上浓密的树荫里散播着灰暗的阴影。主席台上的声音给晚风吹得飘向天空。大家踮起脚，竖起耳朵，只想捕捉一起断残的句子。被挤到圈外的人，攀在两边的石原告上。只有一些巡警，退在人们背后，悠闲地抱住膀子。
嘶哑的喉咙恢复了，直着颈项，附和着演说者的叫喊：
“打倒汉奸！”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巡警伸长了脖子看着，听着，不晓得怎么一下子也叫起来了：“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