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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者都描绘过放弃小我、同时进入一个更大的自我的愉悦感，个体灵魂的藩篱消解，自我从中脱身而出，获得强烈自由感。所以，当我们不再谈论“社会进步”，转而谈论“人民幸福”，就意味着从彼岸回到了此岸。著名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曾这样解释“邓小平理论”：“啥叫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剩下的那两个人，是自己不要幸福，没办法。”
个人幸福少了很多“超越”的精神快乐，但多了实在的身体快乐。鲍吾刚认为，谈论中国人的幸福观应该着重谈论社会幸福，可这似乎又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怀、缺乏终极关怀”的判断相悖。其实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追求身体的幸福。眼下，幸福和“幸福指数”已经成为国内极热门的话题。除了内在追求和谐的必然逻辑以外，从外部似乎也有一些支持。在西方的发展经济学里，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不包括儿童教育，不包括妇女压迫，也不包括环境保护。从阿尔曼到诺德豪斯到阿玛蒂亚。森，都纷纷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统计方案，比如“绿色GDP”，比如“能源GDP”。不丹国王的办法则是“国民幸福指数”，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这种指标的思想与GDP其实一脉相承，只是补充了不少内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最近开始制定“国民幸福指数”，就循着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卡尼曼的讨论基于问卷，基于抽样调查，每一个样本都直接取自个人，都与身体感受有关，而不是从集体幸福里去推测。
小穆勒在200多年前就区分过“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这两种幸福，分别表示精神上超越的幸福和身体上快乐的幸福。诺齐克的“体验机”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假想则把这个命题推向极至。人体（甚至只要大脑）漂浮在巨大容器的营养液中，由一台“体验机“为我们提供刺激。如果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快感，那么，你愿意选择这种幸福生活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你是否认为幸福只与自己的身体有关？
边沁就是这样认为的，原教旨的功利主义就支持这种观点，到了小穆勒，幸福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偏差。大家要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联系起来，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关节是不得不打通的。
这里面富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幸福可以做总量上的比较，还是只能做边际上的比较。前者可以推导出“基数效用论”，后者是目前主流的“序数效用论”。如果我们有了“基数效用”，那么统计社会福利将大大地简化。但它也会导致悖论。功利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边沁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是人就有一定量的幸福，我们应该努力把地球上的人数增加到200亿，塞满每一个角落。虽然每个人都不那么幸福，但我们如此确实做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谁之幸福？何种快乐？
幸福一旦被指数化甚至数量化，那么我们很自然地会拿它做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比较。在当下，哪里的人最幸福？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真的做了这样一份调查，满足了人们攀比的欲望。
这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排名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人民要幸福得多。美国只有第150位。这个结果让国内很多人感觉愤怒。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要比日本、韩国低得多，可是报告竟说中国人比他们感觉更幸福。我们大可以从统计方法和调查手段等诸多方面质疑这份报告。不过我们不妨和排在更前面的越南做一下对比。要知道，越南的人均GDP刚刚超过650美元，而中国是1700美元。
最新的关于“快乐经济学”的调查研究，至少可以证明一个“假说”，即快乐与收入无关，不是正相关，也不是负相关，而是不相关。这可以叫“跑步机效应”，即经济发展了半天，到头来，幸福水平还在原地，甚至还可能倒退。我们无需为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感觉比他们快乐而愤怒。快乐只是身体感觉，与收入不见得有关。《论语》里不就说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同一时间不同人的快乐比较。可是虽然是同一时间，但不同人脑子里对幸福的判断可能大相径庭。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判断同一个词语，结果自然就没有意义了。
另一种比较可以是纵向的、历史的。我们现代人比起古代人来看，是更幸福吗？后一代人总比前一代人幸福吗？一个人往后的日子总比以前幸福吗？“进步论者”一般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至少总的来说，社会在发展，人们总会更幸福的。但反例举不胜举，晚景凄凉更是常态。黄有光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水平似乎呈U型，中年以后逐步上升，正与生命周期内倒U型的收入水平相反。但即使这个命题成立，也只能适用于当前稳定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永远如此。要知道，社会制度一直在变，人们对社会制度的认知也一直在变，故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框架也一直在变。这不仅与诺奖得主海萨尼所强调的“信息充分的幸福”有关（我们确实远比古人多知道很多让自己幸福的手段），还与我们如何看待幸福、看待自己的身体有关。
我们已经无法对古人问卷调查。要思考他们的幸福，一是用现在的外部条件去套，去算，如同麦迪逊计算千年经济史一样，但这样做的要求是，我们必须沿用现代人的视野和思维，可古人并不一定这样想。还有一种思路是内在进路，尽力从古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去探寻古人的内心感受。也许不能得到准确的可以利用的数据，但从对幸福的理解来看，似乎更为可靠一些。毕竟我们身体上感受幸福的能力，在这两千年里，比社会环境制度的变化要小得多。
古代人的幸福和现代人的幸福
追求幸福，后面似乎蕴涵着文化背景。曾经听过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讲座，谈论德国人和中国人在追求幸福时，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
德国人很喜欢运动。快速散步（或者暴走）、踢足球、登山、马拉松等等，通过消耗身体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中国人似乎不喜欢运动，一动不如一静。中国人只喜欢坐着喝茶，冥想，西方人称之为“精神旅游”。即使偶尔散步，也是以微热不出汗为宜的。简单地说，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是“节约身体”的。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举个例子，同样是“寻求灵感”这回事，西方人称为“等待缪斯女神”的光顾。德国哲学家似乎喜欢散步，比如走那条著名的“海德堡小路”，缪斯女神只有在散步时才会降临。但中国人更喜欢睡觉，等待先人或者鬼神托梦，似乎梦境是将自己与神秘联系起来的最好途径。
所以，幸福是与文化有关的。鲍吾刚就在书里指出，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开始追求幸福。最初由巫师主管，后来由乐师主管，“乐”既是音乐，也是快乐。到了孔子以后，“礼”逐渐兴起，甚至成为孔子追溯商周传统的主要依据。礼是制度，乐是身体。礼乐之争，礼完全压倒了乐，也就是集体的制度规范压倒了个体的身体感受。在“六经”之中，《乐经》似乎完全没有流传。再后来，今文经学乃至一系列生发出来的政治哲学，背后无不以“礼”为核心标准。近年来，李泽厚一再强调“乐感文化”，就是想挖出这条长期被掩埋的线索吧。
在西方也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了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把逻格斯压倒酒神精神，整个这个理性化的演变过程，看作一场大大的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逻辑脱离了身体，悖离了原初的幸福。
也确实有很多间接的资料表明，过去历史上民间的幸福，农村的幸福，远不是依照书本上那些政治理想来的，只是他们难以记录和表达罢了。老百姓不在乎学者们是否要按照公羊学的“三代循环模式”重塑政治，这不管我们的事，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谈论什么幸福，而是更多地谈那行导致不幸福的事。现在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在地，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并不能保证我们幸福，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而已。
我们既然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正如这些报告所说，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心病始终未除。而且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这几点将始终是普通中国人的心病。
这几点，一般都与“钱”有关，但也并不总有关。一个人要幸福，必须每一点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否则想起那桩心事，幸福感就会大大地下降了。
但还有一些调查很有意思。从城市来看，杭州是排名第一的幸福城市，杭州人远比其他地方人幸福，杭州的下岗工人即使收入比上海的下岗工人还低，他们也更幸福。丽江是中国第二大幸福城市，人们争着去丽江，并非没有道理。成都，大连，苏州这些城市都名列前茅，并非这些城市人的心病较其他城市的人少，而是城市的休闲文化氛围似乎本身就带来了快乐。广州是一个公认的“恐怖”城市，但广州人的幸福水平一点都不低。相当然地认为“社会安全”会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观念，可以休矣。
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幸福，女性的幸福水平比男性要高，公务员的幸福水平要比其他职业来得高，这些调查统计都符合我们的直觉。民工不和城里人比，残疾人不和健康人比，所以我们往往会低估他们的幸福。我们这一代有公认的“怕”，可也有私人性的“爱”。
盖洛普的统计表明，近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水平先升下降。我们的收入肯定更高，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让我们“怕”的东西，从而感觉不幸福吗。也许这个解释部分地有效。房价在这几年里飞涨，学费也是，医疗体制则进行改革，有人估计说，当代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已经全面破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大学的扩招，就业难问题也逐渐摆在人们面前。当代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知道住房、工作、教育、医疗、养老的可怕，相对的可怕和绝对的可怕。
不过帕斯卡仍然认为，人终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我们常常要生活在恐惧中，但我们相信自己的高贵品性，从而能获得简单而又高贵的幸福。给予我们最大幸福的，不是怕，而是爱。
摘自《读者》2007年第17期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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