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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非常惊人。我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
朋友Ａ肚子疼，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了一遍，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地方，结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诊断结果。
朋友Ｂ是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看，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把它割掉。大夫割了一会儿，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从小饱读英雄事迹，便咬紧牙关说，不疼！过了一会儿，大夫又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还不疼呢？我早把它割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流程中大夫判断是否结束手术的标准。
朋友Ｃ是个小伙子，打篮球受了点儿小伤，手上破了个口子，流了些血。反正他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花，就去医院看。大夫简单看了看说，一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小伙子反问，你怎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大，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无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４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是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５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４０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鱼贩说：“１条４欧元，３条１０欧元。”我说买４条。鱼贩说：“１６欧元。”“怎么是１６欧元？不是３条１０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４条，４条就是１６欧元。”“那我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１４欧元。”“这和我买４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４条，就是１６欧元；要是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就是１４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３４件——每排９件，一共４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３４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都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60
“穷人老爹”的爱心传奇
●冯武勇
一个人走了，全法国都在流泪。
94岁的阿贝·皮埃尔，一个僧侣，一个传教士，一个议员，一个终其一生为穷人奔走呼吁的法国老人，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法国人最后的哀悼。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我们失去了“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
阿贝是希拉克总统口中的现代“法国传奇”。从1954年为无家可归者发出愤怒的呼喊以来，他的生活信条就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
在最受爱戴的法国人评选中，阿贝连续17年被授予这一殊荣，直至他主动退出评选。2005年，全法电视观众把他评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之一。
2007年1月22日，阿贝与世长辞。法国政府将26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以追思这位“法国的良心”。阿贝的灵柩26日摆放在巴黎圣母院，上自希拉克总统、下至巴黎贫民窟的穷人，数千人在肃穆的管风琴声中，向这位绰号“穷人老爹”的法国老人致敬。
在圣母院外面，一群无家可归者搭起帐篷，上面写着大字：“谢谢你！”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巴黎游行示威，要求享有居住权。
阿贝为穷人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在1954年1月1日，那天巴黎天寒地冻。“我的朋友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吧！一名妇女今天凌晨3时冻死在街头。”阿贝通过巴黎的电台直接向市民发出呼喊。
通过阿贝沉痛而焦虑的声音，法国民众得知，那名妇女冻死在马路边，她的手中还攥着一份租房合同解约书。阿贝还提到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冻死在一个由公交车改装成的临时居所内。
电波传入千家万户。几分钟后，第一批志愿者出现在巴黎市内一个救济中心。很快，200多名市民开车出门，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寻找其他可怜人，捐赠物品从法国各地源源不断涌来。
阿贝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曾经是散尽家财、走进修道院的虔诚青年，是法国抗击纳粹的地下解放运动斗士，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但1954年那个冬夜后，他把后半生完全用于为穷人争取权益。
在向穷困发起的“战争”中，阿贝不惜用愤怒和“挑衅”的方式向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客开火，他把这称为“神圣的愤怒”。
阿贝说：“我不是天性易怒的人。但是，当我必须去谴责糟蹋人类的那些人和事时，我会发狂。”阿贝强调说：“激发这种神圣愤怒的是爱，它们不可分割。”阿贝创立的“埃莫国际”如今在四大洲50多个国家展开了慈善救济活动。
阿贝的亲属和“埃莫国际”成员在葬礼上宣读了阿贝写下的一段话：“真正的和平缔造者，是那些皈依于普遍良知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37
“奔奔族”：网络、成名与个性
●李丽虹 宋兴川
2006年一则题为《“奔奔族”（1975～1985年出生的人）一中国社会压力最大、最水深火热的族群》的帖子引爆各大网站论坛社区。文中指出：“奔奔族”既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又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他们身处于房价高、车价高、医疗费高的“三高时代”。“奔奔族”一词，源于他们“一路嚎叫不停地奔跑在事业的道路上”。
特殊的网络族群
作为当今社会最时髦的族群，“奔奔族”与曾经成为时尚的“布波族”有明显的差异。“布波族”是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的矛盾综合体，他们既讲究特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又极力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与浪漫主义。“奔奔族”则是指那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正处于奔波、奔忙状态的年轻一族。与功成名就的“布波族”相比，“奔奔族”率真坦诚，不拘传统，蔑视权威，独立思考，个性张扬。他们对“布波族”的所谓小资情调嗤之以鼻，而追求休闲、适合自己的生活格调，如穿着打扮不追求所谓名牌，而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对于“布波族”身着名牌，讲究情调与格调的生活方式，“奔奔族”认为那只是一种面具化的生活。
除了这些不同外，更为重要的是，“奔奔族”是因为网络而出现的族群，又是网络中最大的族群；他们通过网络交友、谈恋爱，以及获得成名和财富，网络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们自诩“为网络而生”。
掀起网络致富狂潮
“奔奔族”诞生于网络盛行的年代。他们借助互联网，遵循“零成本创业”，即一台电脑、一个人、一根上网线，就是他们互联网创业所需的全部投入。他们利用网络的草根优势，有的依靠创意和激情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如戴志康、李想、邓迪、高燃等一大批年轻的网络富豪；有的依靠网络恶搞而迅速蹿红，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后舍男孩等一批网络名流，他们利用网络恶搞，无视他人的“笑骂”，“只要混个脸熟、赚足人气，银子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随着社会上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奔奔族”一夜成名的愿望空前强烈。他们认为，网络是公平的，不管你是富家公子还是杂草杉菜，只要你狂放张扬、特立独行，你便能成名在望。这是一种典型的先成名后获利的成功模式。不少“奔奔族”特立独行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奔奔族”毫不讳言个人一宿成名的野心和一夜暴富的梦想。对媒体的批评和评价，“只要不违背法律，就会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创造金钱。”所以，网络成就红人的频率，从刚开始的每年一两人，到后来的两三月一人，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一月数人。在网络成名不断提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种仅限于对内心、对观念的表达，更多涌现的是“奔奔族”无限的物质渴望。
注重现实的享乐
绝大多数的“奔奔族”是独生子女。他们认为“物质享乐是人生自然的选择”。在讥讽布波族“小资”生活的同时，“奔奔族”却不愿因金钱的窘迫，给享受打折扣；舒适的住房、奢华的婚礼、品牌汽车等高品质的生活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多数“奔奔族”来自普通的家庭，因不愿做“啃老族”成为“奔奔族”。虽然，通过信用卡、银行按揭等理财方式，“奔奔族”能够提前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但不少人却由此成为“房奴”、“卡奴”、“月光族”。超前消费的代价是拼命加班、身兼数职，以及为保持竞争优势而不断地充电学习；追求物质享乐的代价是透支健康，导致亚健康状态。甚至“过劳死”。为此，“奔奔族”不得不在压力的夹缝中学会享受生活，自驾游、拓展训练等一些高消费的休闲方式成为许多“奔奔族”的最爱。
对于许多“奔奔族”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她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捷径。2006年成都市有一位中年千万富翁公开在社会上征婚，应征者趋之若鹜，其中不乏一些在校的、甚至名牌大学的女大学生。有的女孩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