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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我体会到：世上有一种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高、更复杂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种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乐趣。那是冲冲冲的美式资本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我能在哪里找到那种公平和乐趣呢？我想过西藏、不丹、非洲、纽西兰。然后，我注意到法国。
住纽约时，法国是嘲讽的对象。身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权的美国，谈起法国总是忍不住调侃一番。法国是没落的贵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国人傲慢，高税率让每个人都很慵懒。动不动就罢工，连酒庄主人都要走上街头。
搬回台湾后，普罗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兰西斯·梅思的《美丽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在加州，时间像呼拉圈。我扭个不停，却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提着一篮李子，逍遥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赶些什么？我耗尽青春用尽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我真的比别人有钱、有名吗？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乐吗？远方有广阔的地平线，为何我还在原地摇过时的呼拉圈？
当我重新学习法国，我发现法国和美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人追求人定胜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国人讲究和平共存，凡事顺势而为。纽约有很多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迹。纽约不断创新，巴黎永远有怀旧的气息。巴黎人在咖啡厅聊天，纽约人在咖啡厅用计算机。纽约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纽约有钞票，巴黎有蛋糕。
不论是政府或个人，法国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内之物」。就让美国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调高利率、要发明新科技，都随他去。法国人甘愿偏安大西洋，抽烟、喝酒、看足球、搞时尚。当美国人忙出了胃溃疡，法国人又吃了一罐鹅肝酱。
讲到吃，法国有三百种起司、光是波尔多就有五十七个酒的产区。晚上六点朝咖啡厅门口一坐，一杯红酒就可以聊三个小时。九点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们在吃上所花的时间，跟我们上班时数一样。但讽刺的是：他们没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会挑时间，朋友介绍我去试一家法国餐厅，提醒我他们礼拜二、四晚上休息。「为什么？」我问。他说：「因为主厨要回家看足球。
法国人比美国人会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乐节，从午后到深夜，几百场露天音乐会在各处同时举行，人多到地铁都暂停收费。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彻夜营业到清晨七点。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纳河右岸布置了三段、总长一．八公里的人工海滩。细砂、吊床、躺椅、棕榈树，自然海滩有的景致这里都有，让没有钱去海边度假的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海滩风光。
当然，法国这么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从吃喝玩乐而来。美国人读书，为了考证照。法国人读书，为了搞情调。每年十月的读书节，大城市的火车站内，民众轮流上台朗诵诗句。书店营业到天明，整晚有现场演奏的乐曲。「美食书展」选在铜臭味最重的证券交易所举办。小镇书展的书直接「长」在树上，读者必须爬到树上，把书摘下来品尝。。。。。。我心动了。
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国朋友来接待我。临走前我问他：「明天你要干嘛？」
“我要去银行。”
〃然后呢？〃我问。
〃我不懂你的意思……〃对我来说，〃去银行〃是吃完午饭后跑去办的小事。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法国人总是专心而缓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这样的生活，对美国或台湾人来说，实在是太颓废了。
我从巴黎回来，台北并没有改变。关了两周的手机再度响起，一通电话找不到我的人会连续狂call十通。和朋友见面，他很关心地问我：〃好了，你现在工作也辞了、欧洲也去了，接下来有什么projects？〃
〃Projects〃？多么纽约的字眼。我真想说：〃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但我知道在熙来攘往的台北街头，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这样说太矫情了。况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钱有闲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我仍热爱工作、热爱纽约，但已不用像二十岁时一样亦步亦趋、寸步不离。
所以我说：〃我还是会早起，白天努力写作。但到了晚上，我想关掉手机。〃
世界少了我，其实无所谓。但我少了我，还剩什么？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0
把咖啡倒入碟子
●张国庆
美国国父华盛顿有一个许多领导者没有的习惯，就是在做重要决定前，一定要“拖拖拉拉”地想上几天，而在决定之后，则会坚定不移地贯彻。华盛顿的这种决策作风，对于他个人和美国的成功有着重大意义。
有意思的是，最新的科学研究也支持华盛顿的“好习惯”，也就是说，当你面临着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时，比如买汽车或房子，最好先做别的事情，或者干脆睡一觉，把这件事忘掉，让你的无意识参与决策。一般来说，有意识思考在做出不太重要的日常决定时是有非常有益的，比如买哪一种牌子的洗发水或毛巾等，但做出更重要的决定时，仅有“有意识思考”是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深思熟虑有时反而会让人做出不太令人满意的判断呢？这是因为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意识也有“功能低下”的时候，导致个体只考虑有关联的信息，把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夸大了。而引申到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府的决策行为上，就表现为，由于领导者个人或少数精英不可避免地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以及利益或抱负的驱动，使得他们的会陷于意识功能低下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进行“无意识思考”，要么过段时间再考虑，要么交由其他部门来思考。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的设置。
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杰弗逊曾经问过华盛顿，为什么要同意国会成立一个第二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华盛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到，“为什么你把咖啡倒进碟子里？”
“使它凉下来”，杰弗逊答。
“同样，我们把立法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让它凉下来。”
这正是问题的精妙所在。换句话说，美国的开国者就是要让两院形成议案冷却的机制，同时也给了国会冷却政府主张的机会。
同样的设计还体现在听证制度上。无论是联邦还是在地方，甚至只是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但凡涉及到民众的利益或者仅仅是个人的重要利益，都会有规模不同的听证会出现。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让决策者冷静一下，二是让各方面特别是当事方有充分的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出现明显有失公正或者伤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轻易”发生。
进一步地，这也为游说和缓和社会矛盾留下了余地。由于在体制上保证了许多决策会被冷却下来，也便为体制外的企业、利益集团和媒体留下了许多通道，即便一扇门关上了，其他几扇门通常还可以进出。而这还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他律的效应，由于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两个人手中，局外人更有机会影响决策过程，使得很多重要的、有明显个人谋利机会的决策曝光在民众和媒体注视下，也在客观上“保护”了那些有较大权力的决策者。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的呼声有渠道传递上来，或者通过媒体表达出来，一些误解会较早得到化解，而不满情绪也不会累积起来，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和释放了。换句话说，民众的头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冷静了，“碟子”不仅保护端咖啡的人不被烫伤，也使得喝咖啡的人变得从容。咖啡在合适的时间进口，也使得咖啡本身实现了价值。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碟子机制”还会产生一种意外收获。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史蒂文．凯尔曼所言，进行政治选择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使得那些专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士如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或有组织团体领导人的公益精神得到提高。因为，如果说促进自身的利益和积累财富是惟一的目标，那么在私营部门就有许多可以如愿以偿的捷径，这就倾向于把怀有私心的人从政府工作中淘汰（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对职业做出严肃选择的机制。因为这种决策过程会得到太多方面的关注和影响，想通过暗箱操作谋取利益有着太大难度，那些非常渴望获得丰厚私利的人，与其在这里小心翼翼地端碟子，不如出去全心全意、合理合法地谋取自己的所求，留下那些有耐心，也有热心的人，让咖啡凉下来，也让政坛上的浮躁和功利气氛凉下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8
爱的长度
●徐彩云
我有个弟弟，一天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上了爸爸、奶奶、舅舅、姑姑、妈妈的名字，然后在每个名字后面画上横线。
爸爸的横线有5厘米长，舅舅的横线3厘米长，妈妈的横线也有5厘米长，奶奶就与众不同了，奶奶名字后面的横线画到了白纸的尽头，后面还画有虚线。我问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弟弟满脸天真的说：“我爱谁多一点名字后面的横线就画长一些。”我深思了：在一个孩子眼里，爱是多么纯洁、简单啊！在他的眼里，爱就是一条有长度的，能用尺子量出的一条线。这是多么直观的具体的含义啊！
认真地想想，在生活中，爱的体现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些人，他们之间本来就只有5厘米长的爱，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把5厘米长的线延长到了10厘米。爱之深，情之切，这是他们用爱心去创造的，去呵护而成的。
可有的人，由于不珍惜，把原有的10厘米长的爱，却缩短到了5厘米。另外的5厘米被他们之间的猜疑，不信任及他们的保守给占据了。他们哪里知道爱究竟有多长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相信世界上有一些人固守着爱的长度：一位法国妇女，家里十分的贫穷，丈夫被迫到遥远的地方赚钱维持生计。妇女一人在家里。一年家乡洪水泛滥，冲断丈夫出外打工时走的一条小路。这位妇女担心如丈夫回来会找不着他走的那条路，怎么办？她决定把冲断的路补回来。
妇女就从家门口开始铺着一条向丈夫离开的方向的路。她从天明铺到天黑，从平地铺到山丘，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从未停止过。终于在她80岁的那天一条悠远的石子路铺成了，可那个妇女再也起不来了。太阳照着她那银白的头发，闪闪发光。
一个紧挨一个的鹅卵石镶嵌出两个大字：“爱情”！
那位妇女用了60年的时候铺成了爱的长度。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5
45张洒金笺
●英 涛
他住在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