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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个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要顾及观众的情绪。有些尖锐的问题该问还是要问，但我会说得比较婉转。”这是我做《鲁豫有约》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向阳对我的访问是在2002年5月，那一阵我正在家闭门思过，平生第一次对做电视有些意兴阑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那时《鲁豫有约》播出才5个月，却已在观众和传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一期节目的文字都有不少报纸和网站全文转载，观众在网上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嘉宾，至于我采访过的有争议的人物，各方的评论和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有这么多的关注着实令我兴奋，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嘉宾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用反问来代替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执著地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对方的语言或者表情，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有时我的声音大，语言机智，有时被访者的回答要远比我智慧。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而我的嘉宾们在一种尊重、平等、友善的气氛中将积压多年的心声一吐为快。我很满意我和同事们的作品《鲁豫有约》。
但观众们的反应却很复杂。他们喜欢看《鲁豫有约》，喜欢节目的真实和人性，只是对我在个别访谈中的采访风格不能接受。有的来信言辞激烈：“鲁豫，我一直最喜欢你，可今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节目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
这些反对的声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这下更是不断地自我反省：“《鲁豫有约》是个好节目，但我们的创意和风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点儿？也许我的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真实的谈话节目吧？而一个节目再好，如果观众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鲁豫有约》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呢？”
将近一个月，这些问题每天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弃电视。理由有两个：一、主持人被视作公众人物，被人议论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习惯，那只有另谋高就。
二、我自以为了解观众，知道他们的需求，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对我打击很大，连观众的心态都吃不准，还做什么电视？
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出路：不干了。
我的家人不理解我为什么痛苦：“你的节目才播出几期就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评的声音很正常，这点心理承受力你还没有吗？”
我在采访中开始有杂念：“我的微笑应该再明显点吧，否则观众会说我挺厉害的；这个问题，最好别问，要不然别人会说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几次采访，我完全没有了以往《鲁豫有约》的锋芒。
刘春和樊庆元（刘春是监制、樊是制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敲警钟：“你有点矫枉过正！好多该问的问题都没问。”
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碍太大。
5月初采访王军霞，她和她的老公战宇特意从沈阳飞来北京。王军霞是一个特别爽直、单纯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的。”可我却是畏首畏尾。她和马俊仁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只字不提，倒是王军霞坦坦荡荡地说起了马指导。我完全可以接着她的话问下去，让王军霞聊聊她们师徒之间的故事。可那时候，我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马家军’的事别说了，马俊仁和王军霞都是为国争光的人，说谁说多了都不合适。观众会不答应的！”我和王军霞聊了一个半小时，谈话过程中我用余光瞟了瞟现场工作人员，大家都显得心不在焉。我知道，这是一场失败的访问。
樊庆元眼里不揉沙子：“今天说的太不好听了，”
我自知理亏，可还是嘴硬：“也只能说成这样。”
樊庆元是个比我还较劲的人：“我们去沈阳，再采访一次王军霞。”他这招真狠，彻底把我制住了。
5月7日，国航一架航班在韩国斧山失事，机上122人罹难。我是5月8日一大早从凤凰资讯台得知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通知樊庆元，大家少不了唏嘘感叹一番。可两个小时后，还是按原计划从北京坐国航飞机飞往沈阳。我有些内疚，如果不是我表现失常，一大帮人也不用起个大早再飞趟沈阳吧！
王军霞的家离沈阳桃仙机场很近，我们的第二次对话就在她的客厅里进行。也许是家的气氛让王军霞更放松，也许是我的内疚让我打消了不少顾虑，我总算完成了任务。
现在的我，偶尔在采访前还是会有顾虑，但我越来越了解我的观众，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锲而不舍地提问，温柔敦厚地提问。
平生第一次由衷地羡慕一个人，并且想知道有关这个人的一切
我爱三毛
三毛的微笑很无辜但又极具诱惑力。我读懂了她笑容背后的潜台词：我把我的大门打开了，你能看到一部分我的世界，但你进不来。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三毛。
我从没有崇拜过任何人，但对三毛的欣赏大概已接近崇拜。
初二那年的某一天，班里的同学开始疯狂传阅一本薄薄的小书：红色的封面上有着骆驼和残阳的图案，书名叫《撒哈拉的故事》，友谊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名字单纯好记，三毛。
当时我们班53个人几乎都在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当它终于传到我的手上，书页的边边角角已卷了起来。我至今记得翻开扉页看见三毛的照片时内心的那份羡慕和震动：三毛身穿大红色长裙，梳着辫子，脚上没有穿鞋，只套着洁白的毛袜，慵懒地席地而坐。
我不能肯定那本书是不是盗版，反正照片的质量并不好，三毛的脸看起来有些模糊。可我还是无法抑制地被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吸引，我觉得她是那么sophisticated（深不可测），那么优雅、纤细和富有。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由衷地羡慕一个人，并且想知道有关这个人的一切。
那时正是课间10分钟，我捧着书恍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着扉页里三毛的照片发呆。那种凝视好像是要穿透书页一直看进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三毛脸上的表情是淡淡的，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那微笑很无辜但又极具诱惑力。这个女人太清楚自己的魅力了。她不美，但她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我13岁的某一天，三毛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我觉得我读懂了她笑容背后的潜台词：我把我的大门打开了，你能看到一部分我的世界，但你进不来。
整整10分钟，我就那样呆坐在课桌前。
接下来是英语课。这通常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那一堂课我却一言不发，身体紧紧贴住课桌，左手扶住摆在桌面的英语书，右手放在桌子里，手心汗津津地粘在那本《撒哈拉的故事》上。
英语老师觉得我和平时不大一样。往常上课，我总是举手要求回答问题最积极的一个。有时老师为了鼓励更多的同学在课堂上勇于发言，甚至会假装看不到我高举的右手。而这堂课，我安静得有些反常。当全班朗读课文的时候，老师特地走到我身边，弯下腰轻轻地问我：“你生病了吗？”
我冲老师笑了一下，摇摇头，开始大声地念课文。
那一天在恍惚中度过。
下午第二节课结束的铃声一响，我几乎是伴着老师“下课”两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抓着早就收拾好的书包冲了出去。
我归心似箭，自行车骑得快要飞起来了。
我要赶紧回家，好舒舒服服、踏踏实实地看《撒哈拉的故事》。（一直到今天，当我拿到一本期待已久的好书时，我就想快快回到家里，躺在我的沙发上，后背靠着垫子，再把双脚翘得高高的，还要削一个大大的富士苹果，这才能心满意足地开始看我的书。）
那时我家住在4楼，靠马路一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到傍晚时分，总能看到窗外有一群鸽子飞过。当我合上《撒哈拉的故事》抬起头，正好看到那群鸽子，而爸爸已经叮叮咣咣地在厨房准备晚饭了。屋子里有些昏暗，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面向小窗的沙发上，心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浪迹天涯。
从此，留学成了我的梦想。我渴望到国外过一种精彩、艰苦但又富足的生活，就像三毛那样。
一个晚上，《撒哈拉的故事》我翻过来掉过去的读了近10遍，书中的内容几乎倒背如流。第二天，我如约把书交给了排在我后面的同学。书还了，但三毛成了我的精神偶像。
我不再为自己的理想不是当科学家而觉得难以启齿。怎么样，三毛都说她和荷西绝对不创业，只安稳地拿一份薪水过日子而已。何况，在她的笔下，柴米油盐的生活可以这样风花雪月、有滋有味，那就算我的一生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一心一意要把自己改造成三毛。三毛在书里多次提到《弄臣》、德沃夏克的《新世界》、手摇古老钢琴、管风琴和美洲的民族音乐，我于是也强迫自己去听高雅的古典乐曲。当别人问起，我甚至不承认我其实喜欢的是流行歌曲。
内心想做三毛，但付诸行动却很难。我们太不一样了。
三毛喜欢拾垃圾，然后化腐朽为神奇地把废弃的轮胎变成软椅，“谁来了也抢着坐”；她在棺材板上放了海绵垫，再铺上沙漠风味的彩色条纹布，就有了一张“货真价实”的沙发，“重重的色彩配上雪白的墙，分外的明朗美丽”。她还可以把街上坏死的树根、完整的骆驼头骨都摆在家里做装饰品。而这些，我都做不到。我怕脏、我动手能力很差。我喜欢动物，但仅限于远观，我无法想象把白森森的骨头搁在我的眼前。
三毛喜欢沙漠、农村和所有人类现代文明还来不及改造的地方，可我呢，心里向往的是纽约、巴黎，一切灯红酒绿、繁花似锦的地方。我也喜欢自然，但那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交。每次坐车到郊外，我都会象征性地下车欣赏一下美景，嘴里还由衷地感叹到：“真美！”然后从地上揪一朵野花，再满足地叹口气，说：“好了，咱们回家吧。”
大自然能愉悦我的眼睛，但感动不了我的心，只有人和人类的作品才能令我激赏。
三毛写信真是一绝，写得长，有内容，文笔生动活泼，就像她的散文。虽说写字对她而言是手到擒来的事，可问题是她会认认真真地给每一个朋友、甚至读者回信。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很多年后，她的这份爱心不仅令我感动，更让我羞愧难当。
九二年，我也开始收到观众来信了。第一次抱着两大包信件离开电视台，我心里很是兴奋：“终于有机会和三毛一样了。我也要认真读每一封信，再给每个人洋洋洒洒地回上一封。”我回到家，把近两百封信堆在床上，这才感到了为难。我不知道三毛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