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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朱怀镜的这些道行，我也许并不具备，但确有文学评论家说我眼睛“毒”，许是天性敏感吧，别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倒本能地喜欢从中琢磨出些味道。
伊渡：你自己心目中，朱怀镜属于哪类形象？
王跃文：我觉得朱怀镜这个形象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美意义。我并没有刻意将他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如果非要下个道德判断，朱怀镜即使不是坏人，也是灰色的中间人物。尽管他确实没有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对官场、对人生、对自己也不缺乏反省。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不主动做坏事，但如果事情虽然并非光彩，却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他往往又是顺水推舟或顺手牵羊，利己又不伤人的事，何乐而不为？往更深处探寻，恰恰这种看似偶然的机遇，实则朱怀镜内心之主观选择。朱怀镜在官场游戏中的圆通与智慧，使得他虽并不总是苦心钻营，也无需做出更为粗鄙下作之事，就能得到升迁，即使稍有危难也能化险为夷。
伊渡：但是，你终究没有像朱怀镜那样后来飞黄腾达。
王跃文：因为我终究不是朱怀镜，到底不如朱怀镜有手段，所以别人叫我朱怀镜，我只能谦虚：岂敢岂敢！
伊渡：确实，朱怀镜这个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好或坏来评价他。也正因如此，读者对他心有戚戚，不但令人理解、同情，甚至令人艳羡、佩服，觉得他可亲可近、可怜可叹，拿他做自己或朋友的代称写照，一点儿不觉委屈下作。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中庸”之道的魅力所在？
王跃文：是的。中国人太推崇“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实用哲学了。险恶的生存环境是滋生这种哲学的现实基础。中国文化对某些恶的东西特别宽容，恐怕就因为生存的不易。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喟叹，轻松化解掉了作恶或不那么高尚所带来的道德压力。“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所谓的至理名言，人人都能接受。识时务，就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许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道德意识恰恰相反，却是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这时候，你如果听从自己的道德良知，就是一个悲剧英雄；你如果背叛自己的道德良知，你也许会痛苦、内疚、挣扎、反省，但你得生存下来，甚至得到你想要的现实利益。现实社会里，能够毅然决然做一个悲剧英雄的毕竟是少数，自觉选择作恶的人也是少数，更多的自然是选择做中间人，像朱怀镜那样不断地向现实妥协、又不断地进行道德反省。
伊渡：这也许正是朱怀镜这个形象让读者感兴趣的原因。的确，朱怀镜身上表现出了太真实、太深刻的人性。这种人性也许不那么高尚光亮，却出自人类求生自卫的潜意识本能，这是人类还在做着动物的时候，就已深深印刻在人的大脑回沟里的东西。这种东西比文化更深远、更固执。正是这种东西，决定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拷问。朱怀镜的形象，就因为揭示了人性中最为隐密而又最为深刻的部分，人们便有诸多共鸣与喟叹。
王跃文：是啊。也许正因为很多人都从朱怀镜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便断定我也是这类人。坦率地说，朱怀镜形象的塑造，确实得益于我自己多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生活经历。书中的许多细节，确实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正是这些生动丰富的细节，营造出官场微妙复杂而又活灵活现的逼真氛围，透露出那种无处不在、感受得出却又无法言说的玄机。那样琐屑，却又像看不见的蛛网一样把你牢牢罩住。身陷官场，就像虫蝇陷入蛛网，愈挣扎愈毁灭。所以，我以为，文学必来自于现实，不管怎样写，以哪一种方式来表现。但是，文学的前提又是虚构的，作家的天职又是想像。离开了想像，文学便不复存在。
伊渡：你创作的另一个人物形象——画家李明溪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他虽号称为“槛外人”，对官场奥秘也并非全然不知，相反却颇能道出其中玄奥。比方李明溪取笑微微发福的朱怀镜：“你才是副处长，肚子就开始大了，这怎么行？你们处长不会有意见？要为今后提拔留点儿余地才是。”又说：“你肚子比处长大，两人一道出去，不认得的总以为你是处长，总先同你握手，你处长不要恨死你才怪。”寥寥数语，显得李明溪颇像官场里的明眼人。
王跃文：我在李明溪身上赋予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包括性格弱点。比方，李明溪为人有风骨，但在朱怀镜面前却很难摆脱人情关系，总是一次次被朱怀镜利用。我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人。我在朋友和公众面前，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越是在大的场合，我越显得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我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字，就是对别人说“不”。哪怕再为难的事，只要是别人有求于我，我最后总是应承下来，尽心尽力去做。千辛万苦事成之后，我也决不会在别人面前吐露半句抱怨或表功的话。可我内心，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
李明溪处理个人生活的能力一塌糊涂。我则最怕在家里找东西。我上上下下左看右看，急得抓耳挠腮横竖找不到，可我的家人进来，一眼就看到这东西明明就摆在我眼前。我只好把这种情况归为“眼障”，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我有很强的时间焦虑。出去散步，我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无论夜里何时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手表看时间。如果失去时间，我就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惶惶然不知所以。这些神经质的表现，也正是李明溪的性格特征。
伊渡：我总觉得曾俚这个人物也是你自我形象的一个投射。朱怀镜、李明溪、曾俚三人，构成了一个有趣而完整的三角人物关系，每一个人仿佛都折射出你的一个侧面。李明溪是彻底的厌世与弃世，他与俗世的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他的疯狂与失踪；曾俚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不屈不挠，手握长枪与风车搏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曾俚是入世的，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决心，作为一名记者，他秉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用一支笔揭露社会的虚伪冷酷，呼唤着公正与正义。
王跃文：可曾俚毕竟只是一个人，有血有肉，而非一个冷血动物。曾俚两次答应朱怀镜的请求，放弃发表已经写好的报道，违背自己做过一个新闻记者的原则，都是屈服于情感，第一次为朱怀镜的同学之情，第二次为自己老母和弟弟，再坚强的人，只要心里有爱、有牵挂，就有弱点，就不可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伊渡：你小说里的那种对人生意义发出的质疑，那种悲剧感、幻灭感是不是很像《红楼梦》？或者你是无意间营造了那种氛围、那种意境？
王跃文：我坦率地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而且我相信每一个没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只要头脑清醒，都会是悲观主义者。客观地看，人类的存在本身只是自然界各种因缘聚合的偶然性结果。人类的存在并无目的性。人类的存在是偶然的，所以人类自命的种种意义都是荒谬的。即使有宗教，比如信仰上帝，按《圣经》的说法，人不过是上帝一时高兴，照着自己的样子造出的一种能管理鸟、鱼、牲畜、野兽等其他动物的动物，只不过比其他动物稍稍高级一点儿。可无论怎样高级，人只是上帝的一个仿制物，甚至是一个劣质的复制品，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呢？就是这样一个劣质的复制品，还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灌进去那么多自尊自大的愚蠢狂妄的念头。个体的生命又价值几何呢？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杀戮史。哪一次朝代更替，哪一次所谓的文明进步不伴随着杀戮？人类的个体生命何等脆弱渺小。笛卡尔说，人因为思想才高贵伟大。这句话倒是不错，但其前提是承认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说穿了就是人自封的。人的精神再高贵，也不过是被囚禁在肉体生命中的囚徒。
第四章执念（6）
伊渡：可是人的存在是没有选择的呀。你在懵然无知中被生下来，你的性别、外貌、禀气，你所生活的地域、环境、家庭，都无法自我选择。而且，连同这一起到来的，永远伴随着你的，还有做人的责任、道义、情感、良心，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觉得人生诸苦之中，情感最苦，爱欲最苦。英国当代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小吉丁》里有一段，我最喜欢。这段诗是这样的：
那么谁设计了这折磨？
是爱。
爱是这不为人熟悉的名字
在编织这件难以忍受的火焰衣衫的
那双手后面，这衣裳
是人类力量不能够除去的。
我们只活着，只呼吸
为这种烈火或那种烈火烧尽。
王跃文：我读现代诗不多。但你引的艾略特的这一段诗，我却并不认为是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描述。相反，人的情感，爱欲在艾略特笔下是诗意的、美的，虽然它以毁灭为终点。我的看法更悲观一些。生活是这样的：往往在你了解是怎样一回事之前，一切都已注定了。也许你会被迫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生活离你想要的总是越来越远。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永远失去了自我，你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伊渡：你的意思是，人始终活在一种你无法掌控的逼迫力量之下？
王跃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有的中国作家们怎么那样喜欢称颂和美化人在命运前的那种驯服、那种乐天安命，那与古希腊悲剧里的人对命运的反抗和挑战、与《荷马史诗》里人对生活的主动精神太格格不入了。我不喜欢把人当作牛羊来写的文学。那种生活更让人绝望。
伊渡：看来你虽然声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你认可的生活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王跃文：我的生活原则是：绝望中的永不放弃。
伊渡：也就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王跃文：正是。我以为，如果人放弃了对意义的追问与寻求，人生就真的没有意义了。一句被说得烂熟了的话：人的意义就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这话听起来庸常得很，可实在是说出了生命的真相。我想，无论是哲学、宗教、艺术，无论你是用色彩、用音符、用语言，亦无论你是古典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寻求。也许答案不同，但过程一样。
伊渡：你作品里的人物，我感觉无论哪一种类型，哪怕是以常人的最粗浅的评判标准来看不是好人的形象，你都对他们怀有一种悲悯。你在刻画他们内心的龌龊卑劣时毫不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