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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故事，其实在我和陈建华的“座谈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台湾正中版第七五至七七页）中早已讲过了。此处重述，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生动。值得在此补述的是费教授一家人对我的知遇。我并非他的及门弟子，但他却处处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费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玛）更是如此。缘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论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时期作家的浪漫心态，而费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当然我又没有听他的话。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才得知费氏夫妇年轻时曾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挚友，我甚至猜测连费正清也和当年仰慕林徽音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慰玛更是林徽音的闺中密友，两人数十年间一直有书信来往，后来慰玛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写成一本书，就叫作《梁与林》。后来我受慰玛之托联系中文译本的事，因此几乎每周日都会去拜访她，那时（千禧年前后）费教授已经逝世，慰玛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边，不时拿来看看，令我十分感动。更从慰玛的点点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这位我一直不敢直呼其名的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两个收养女儿更是对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们二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儿学护士，二女儿学舞蹈。作父亲的特别为二女儿在他们的农庄建了一间面积颇大的练舞室。大女儿后来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时而和我见面，我因此也逐渐把慰玛视为母亲，甚至比对我自己的母亲更亲。
费正清教授逝世前数年曾有一次心脏病，幸而康复，他痊愈后发给每人一封公开信，内中叙述他大难不死的经过，备极幽默，妙趣横生，对于家人更是亲情毕露。他逝世前一个礼拜才刚气成一本书的稿子，据慰玛说：他亲自把稿递交哈佛出版社后就平静地过去了，似乎大功已经告成，了无牵挂。前年慰玛以九十余岁高龄去世时亦是如此，据Laura告诉我说：慰玛饱受床第之累，有一天她把两个女儿和她们的家人都叫到身边宣布说，再活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当晚就平静地过世了。
当时我身在香港，后来她的追思会我又未及参加，所以特别写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费教授在世时曾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叫《China Bound》（归于中国），据说出版后他的学生都纷纷在书后查询有无自己的名字。我当然无此非份之想，只是觉得对费教授多年的提携和照顾感到一份歉意。据说在他葬礼的时候，大部份的学生都来了，我又缺席。也许，在他面前我总有一份腼腆，不像和慰玛相处那么自然。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5节 史华慈教授（1）
想起我的老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往往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曾写过文章纪念他，也在另一本对话集中谈到他，但总觉得不能得其全貌。也许，我记忆中的史华慈都是一些细节和碎片，无法串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此文亦然。
在我和陈建华的对话集《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书中，我曾提到史华慈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或一种独一无二的思想标准。他非常怀疑，怀疑这种那种系统的可读性，或者某种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台湾正中版第七十四页）。所以他讲中国历史的时候，也从来不把中国的思想孤立成一个系统来看，而将之放在一个比较文化的框架中讲出来——也许不能用“框架”这个约束的字眼，而应该用“脉络”（context）这个意义更广的字眼，它至少有两层涵意：一是思想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种思想和同一时空或不同时空中的其他思想间所构成的关系。史华慈教授往往兼顾这两个层面，所以他的学问也博大精深，然而乍听起来却似乎杂乱无章，竟无头绪。
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天马行空”的论述方法，而且多年来把它作为我个人教书的“商标”，甚至有时故意把想法打乱，搞得更复杂，以刺激更深一层的思想探讨。后来我把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上，更觉得舒畅万分。然而，从某种严格的方法论立场看来，就有点“不成样子”了。我也不能把我的老师的思想方法庸俗地商化为杂乱无章，其实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学生都很熟悉的“双方面”辩证法：分析一个问题必会“从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从“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双方面互相辩证下去，越挖越深，却从来没有结论，而是把问题演变成“问题组”（problematique）。绝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尔辩证法所能概括。有人说这种方法出自犹太文化的传统，我只能姑且听之，但我自己并非犹太人，我也怀疑任何民族有其固有的思想方式。
走笔至此，已近一千字，却还没有进入我叙述的主题。其实这也是我故意引用我的业师方法来向他致敬，因为他每在开讲或论文开始就会把个问题反复辩证澄清，然后才进入主题。
我第一次上史华慈的课，是在我入学哈佛的第一个学期，课程似乎是“中国中古思想史”，还记得他在堂上带着一本汤用彤的学术专著，但在课上从未翻阅。然而，史华慈上课，从哪个时期开始讲并无所谓，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把问题“扯开”了，到更广更深的层次。他这一招就把我镇住了，原来中国思想史可以这么讲！原来中国思想的蕴涵如此丰富！（当时我在“下意识”之间还是有点瞧不起中国思想，甚至看完全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并不佩服。）史华慈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之内就为我展示了一个知识的“新大陆”，而这个新大陆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此之后，我抛弃了来美国念中国研究是占便宜的想法，而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探讨所有学问的新开端。
我和同在哈佛攻读中国思想史的张灏和杜维明不同，他们本来就是历史系或中文系出身，根底本来就厚；我却是个道地的半途出家的门外汉，本来学的是外文，而且大学四年也从来没有想到念中国思想史。然而，兴趣往往是不自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思想史的兴趣早在芝大听摩根索教授的课上就“隐现”了——当时是一种对于外交学或政治学的反抗——我想挖掘浮面政治形态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源泉，这就和文化史与思想史搭上了线。我的中西文化认同危机虽是留学期间多年困扰的问题，但史华慈的课也早已为我打下另一个“认同”的基础：其实我不必区分中西，因为这两个观念都不简单，而史师处处不忘提醒我们：所谓“西方”（the West）这个名词只是为了方便才用的，在思想史上没有单一的“西方”而只有几个不同但相关的文化传统，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和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和中国传统之间并无所谓“影响和反应”的关系，而是某种对等或对称，可以互相“照明”，所以史师常在堂上提到所谓“Axial Age”的问题：指的是中西双方在上古都经历过一个思想上的辉煌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张灏曾为文发扬光大）。
去年（二○○三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客座，适与张灏为同事，我们时常谈到我们的“班老师”（Benjamin的旧称是Ben）——这个名字我也是一直不敢当面称呼他，但经他再三劝诱之下，直到我也在哈佛任教之后才敢称他为Ben，因此也更拉近感情上的距离。我当了教授以后，每次见到这位班老师，都有一种向他倾诉——甚至“告解”——的冲动：恨不得把脑海中的所思所感都告诉他，请他指点迷津。其实这种感觉早在学生时代就有了，开始时不敢接近他，因为觉得自己很不足，对问题的理解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后来选他专为研究生开的“研讨班”（seminars），逐渐可以和他作近距离的讨论了，但仍然经过一番周折。
记得我选的第一门研讨课就是史华慈和另一位教授林伯克（John Lindbeck）合开的“当代中共政治”（史教授身兼历史和政治两年，也在两系开课）。第一堂上课就由两位教授开讲，林伯克教授只能谈谈研究资料，而史华慈却把整个中共政治作为一个大问题来谈，和讲思想史一样有深度，也一样复杂，对我这个当时对中共还不太了解的人（除了在芝大课上所得到的一鳞半爪之外），真是大开眼界。然而这堂课又和芝大的研讨课不同，两位老师并没有指定看什么书，第一堂完了就解散，由学生各自找资料研究，直到学期快完了才又聚在堂上报告。这种教法也是我一生罕见，现在是行不通的。记得我于课后一片茫然，写什么题目呢？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史教授，他听说我是外文系出身，似乎对中共文学有点兴趣（当时我在台大的业师夏清安先生也刚开始作中共文学的研究，偶有书信往来），就漫不经心地提到延安文艺整风问题，内中有个有关作家萧军的个案，于是我立刻到图书馆去找萧军的数据，不但提交论文而且后来把论文改写成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用的角度很特别：不把萧军视为政治整风的一节，而把他的思想行为作为一种左翼文人的浪漫心态，由此而和党的整风政策冲突。这个独特的观点，竟然得到两位教授的激赏，从此奠定我研究当代作家的兴趣。
第一部分 申请到哈佛第6节 史华慈教授（2）
从此我和这位业师也结了缘，我变成了他手下的“文学爱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学艺术都要向我望一眼。后来我胆子也大了，待到再选他的另一门研讨的课“中国近代思想史”时，就决定研究林纾（林琴南），原因是要和业师分庭抗拒：他研究严复——一个晚清思想界的翻译家，我当然要研究林纾——一个晚清文学界的翻译家。没想到四十年后，我的研究又回到这个老题目！林纾生前译了不下一百多本小说，我哪里找得全？更读不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法摸到林译的两个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两股思潮，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写来也十分得心应手，其实并没有下过太大功夫掌握林纾的资料，也没有讨论他的古文文体。不料班老师阅后大为激赏，甚至在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