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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热烈地鼓掌致意。11日离开时，邓小平对市里领导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在归途中，邓小平特意到了进贤。邓小平在进贤中办“五七干校”的田野上，找到了正在劳动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劫后重逢，见到了离别六年的老首长，百感交集。随后，邓小平将王瑞林带回南昌家中叙谈。
邓小平要回北京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新建拖拉机厂。卓琳代表邓小平到厂里看望了工人们，工人们也来到“将军楼”小院送别。陶端缙老师傅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邓小平夫妇连连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毕竟是三年的朝夕相处啊！三年中，正是这些不善言辞、朴实无华的工人们，给了邓小平夫妇以心灵上的温暖和生活上的帮助。这种在“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中结成的情谊，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1973年2月19日，在江西谪居三年多的邓小平，怀着回京的喜悦和对小院的眷恋，带领全家亲属，乘坐两辆轿车，从“将军楼”出发，穿过南昌闹区，向鹰潭方向疾驰而去。
下午4点多钟，邓小平一行抵达鹰潭。在上饶地委委员、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的热情安排下，住进了既保密又安全的镇委招待所。入夜，邓小平听取了霍的鹰潭情况介绍，正在鹰潭慰问的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座谈。
20日上午11时许，邓小平一家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于22日安抵北京。
邓小平一家进京后，中办安排住进北京西郊花园村大院新盖的楼房里。据说这是为“文革”中一些新上来的“领导”、“新贵”盖的。
这时，中央还没有明确邓小平的工作。乘着复出工作前的空闲之机，邓小平看望了李富春、蔡畅夫妇，以及罗荣桓、陈毅元帅的遗孀林月琴、张茜等人。
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和江西三年的羁居生活，邓小平终于回到北京了！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7节 分离近七年后，毛泽东会见邓小平
邓小平的复出，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自从毛泽东对邓小平上书作了“8·14”批示后，一直拖了四个多月才显山露水、落实解决，确定仍羁居江西、“与刘少奇有所区别”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后20多天——即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一个37岁的“少壮派”、上海造反派总司令——王洪文，到北京“学习”、“调研”，并“参加中央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直到十大前夕，人们才“雾里看花”，逐渐明白：翌年5月，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参加政治局工作，担任十大“准备委员会”的主任，竟名列周恩来之前，十大时一下子成了党中央副主席！
啊，原来毛泽东在关注邓小平的同时，又物色了一个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8·14”批示被“搁置”四个多月后，到1972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抓住一个良机，又旧事重提。
那是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说在“二月抗争”中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于是，周恩来第二天就给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写信，说“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随后，又写道：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多次。
这是周恩来用心良苦地推进邓小平“复出”的又一重要举措，尽管毛泽东12月17日晚上的谈话没有提及邓小平之事，但四个月前有“8·14”批示，周恩来巧妙地借题发挥，旧事重提，从谭震林谈到邓小平，敦促政治局有关主管部门引起重视，贯彻落实。
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面议此事。
12月27日，纪、汪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复出任职事关重大，又一直受到江青一伙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决断、拍板不可，否则难办。而且，还得政治局讨论，形成集体意见，再呈主席审批为妥。
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则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上斗争激烈，但因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于是，3月9日，周恩来立即将草拟的（1973）19号《中央讨论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亲笔在文件封面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周恩来这样主张，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树立一个“解放”老干部的“高级标兵”，便于邓小平复出后更好工作。
当日，毛泽东在文件上圈阅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周恩来即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中央《决定》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这个《决定》，尽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向全党同志正式宣布了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突破！
中央文件发出后，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中的巨石总算落地，但他却病倒了，治疗、休息两周后，方恢复工作。
3月29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的第二天，致信毛泽东，告知邓的精神、身体都好，并写道：“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
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文革”近七年磨难后的首次会面！
毛泽东同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八个字：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邓小平百感交集，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邓小平的复出，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
“邓小平又当副总理了！”
……
全国人民在奔走相告，老干部们欣喜若狂！他们从邓小平复职的惊变中，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邓小平会见毛泽东的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大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又立刻向毛泽东报告，毛表示同意。
4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宣布了政治局的上述决定。
4月12日晚，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了！
这天晚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就在这时，六年前被打倒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了！
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对这一戏剧性的突变都惊奇不已。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道：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意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被遗忘的角落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个重大新闻：
邓小平复出！
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历史终于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沉寂六年的邓小平的首次露面，一时成为中外新闻的热点。中国百姓欣慰地看着邓小平的名字赫然醒目的出现在《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纸上，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出任中国副总理的最新消息……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对“复出”有点什么感受和体会呢？
几年后，下野后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北京问邓小平：“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的秘诀是什么？”
邓小平回答说：“只有一个：忍耐。所以我便练习忍耐，也重返了政坛。”
芬兰前首相索尔萨说过一句话：
“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有位记者问及他的个人经历时，他幽默地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真是大政治家的气度啊！
正是依靠“忍耐与信仰”，邓小平东山再起，重返政坛！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68节 韶山行：邓小平“为毛主席干杯！”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后，不负众望，协助周恩来总理，开始努力工作了。
1973年10月19日，风和日雨，秋高气爽。这一天，分管外事的邓小平送一位重要外宾到桂林，返京时路过长沙，突然决定到韶山看看。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