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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良卿参劾刘标亏空工本脚银力图掩盖己过之时，被其奏请革职之刘标上级粮驿道永泰，却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处。统兵进攻缅甸的副将军阿桂从军营发往京师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民的诉词，控告官吏土目藉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等事。乾隆帝知悉后十分生气，于十月十五日下谕，严斥良卿之过，派遣大臣往审。他说：自滇省办理军务（攻缅）以来，经由各省，俱特发帑银赏赉急公奉上之民，屡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实无丝毫侵扰”之事，今阅普安州民呈词，所控之事，“款证凿凿”，“则前者良卿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根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城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良卿、高积有应革审者，吴达善即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毋任稍有腾挪掩饰及疏虞自戕等事”，并留心访察良卿任所赀财。［11］
此谕下达不久，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儁等官也被牵涉而出。贵州布政使张逢尧于十月进京陛见时，军机大臣遵旨向其讯问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回答说：今年夏季，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高按察使的水银。同月，刘标差人至京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并呈出用印底簿一册，内开各官索银详情，其中有前巡抚方世儁勒索白银六千余两的记载。乾隆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从三个方面严密追查。其一，审查高积。他说：从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积贩卖水银，已实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落库所有水银，私行贩卖，即此一端，已罪无可贷”，著吴达善将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对其严审具奏，其寄居苏州赀财，命两江总督高晋就近查抄，其原籍闽省的一应田房产业，著闽浙总督崔应阶即速严密查抄。其二，复审良卿。乾隆帝说：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藩司私卖水银而巡抚毫无闻见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形迹，严审据实具奏，并将良卿任所赀财查抄。其三，革方世儁职。乾隆帝说：方世儁简任巡抚以来，看其办事尚属认真，平日为人亦颇谨饬，是以由黔调任湖南巡抚，“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著观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抚，传谕方世儁解任，察其神气形迹，若有惊惶失措，即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将其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12］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需索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巡抚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13］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说：“良卿与高积交密往还，并令幕宾通同勾结，肆意侵渔，实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永泰、马元烈，为刘标本管上司，岂有馈送遍及抚司，而道府转无交结之事？”著严究定案。［14］
在乾隆帝数十道谕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责下，钦办审案的湖广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诚、内阁学士富察善，历时五月余，对这一案件的事实作了如下结论：巡抚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橐，置一切公事于不问”，明知刘标亏帑数逾钜万，并不早为参劾，直至见事难掩盖，始作为访闻举发，对刘标私自出借之官帑一万零八百余两不予究追，且将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余两，批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知情故纵，始终掩饰”，普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许文衡“藉差派累”，遭知州陈昶斥责，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转令被控知州会审；良卿又长支养廉银二千七百九十佘两。［15］按察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二万六千二百斤运往苏州发卖。布政使张逢尧虽无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己又豫支养廉银九百三十两，对刘标之亏空不即查参，有失藩司“整饬通省属员之责”。原任巡抚方世儁得受刘标银一千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刘标亏空铜铅脚价工本共帑银二十九万余两，自知势将败露，早于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亲戚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籍，并叫家乡亲属隐匿寄顿，以致官府查抄时，刘标在直隶大城县之田房地亩，仅值银四百余两，经过多次迫查，亦不过值二三万两，加上其揭报上司勒索之银，亦仅二万两，其余二十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显系密藏。
乾隆帝览奏后，陆续下谕，惩处有关案犯。他指责良卿负恩枉法，谕令将其正法说：“前因良卿在热河道任上，办事尚知奋勉，”故加恩擢用巡抚，岂料其志满意足，又恃地远或易为欺。其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至刘标积年亏帑侵公，数达二十余万两，良卿既已明知故纵，并授意令人弥补，复请添移钱局，冀为通融掩覆，及经部驳，知事必败露，始以一参塞责，又不严追亏项，转批令将出借银两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内。其于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蚀口袋脚价等事，并不觉察劾究。“是其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其普安州民吴国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严行查办，又转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陈昶一同会审，致使抑勒劝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螅Хɡ吩撸饨罄舭芰阎链耍炖砉ㄉ锌筛慈莺酰 绷记渲滥獯φ叮从诠笾菔〕牵钋詹畲蟪技嗍诱ǎ百赂魇《礁Ч仓冀洹保∑渥痈欢唷⒏挥溃テ旒⑼晾纾透蚵程匚＃�16］
乾隆帝以方世儁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17］对子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谕说，“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与良卿的豫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18］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儁、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末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19］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20］
乾隆帝除严办诸犯外，又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下谕，列举此案，告诫地方官员，申饬科道言官闭口不劾，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他说：“已将刘标一案有关犯员“严加治罪，以示惩创”。“朕临御以来，整饬官方，谆谆训诫，于诸臣功罪，无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经败露”，亦未尝不执法示惩。从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获罪重大，并于本案按律抵法，俾众人共知炯戒”。“为督抚大吏者，苟有人心，亦当洗心滁虑，畏国宪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顽不灵天良尽丧如良卿等者”。“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簠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则“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著将此旨传集各科道通行申饬，并宣谕中外知之”。［21］
三、钱度赃银数万两刀下丧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查获一起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案子的主犯就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转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为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乾隆帝谕军机大臣；云贵总督明德覆奏运京之铜短欠之折，含糊不明，办理迟误。“滇省铜斤，关系京局鼓铸，最为紧要”，乃自三十一年以来，渐次短少。明德为何不详悉根究缺额之因及何人贻误？著传谕申饬。［22］不久，明德上奏，呈请让有关人员分赔缺铜之银，将汤丹、大碌二厂应赔之铜，按青龙等厂之价赔银。户部覆议时发现，汤丹厂之铜，每百斤价银六两四钱，而青龙厂之铜每百斤价五两一钱，显系避重就轻，致短赔银二万七千四百余两，因而加以驳斥，不允其请。乾隆帝赞同户部之议，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谕，斥责明德“深染外省恶习”，“为属员避重就轻”，极为谬误，令军机大臣传旨对其严行申饬，命其按照部驳之议，另行妥议速奏。［23］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称系据该司所议之价上奏，“自认办理错误”，布命将其交部议处，并指出，前之议价，“显有瞻顾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属员之意”，“该司究系何人”，著查明覆奏。［24］明德遵旨上奏，称系钱度所拟。
乾隆帝甚为恼怒，于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谕，严斥钱度之过说：“钱度经朕擢任封疆”，屡获罪戾，仅予降补云南布政使，已属格外加恩，乃不知实力报效，于应赔铜之定价一事，并不据实查办，反敢瞻顾情面，避重就轻，“其取巧沽名之恶习，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惩处。其现经手承办军需，若予罢斥治罪，反得卸责偷安，其又系屡经革职留任之人，即再处以革任注册，亦不愧畏，“钱度著革去顶带，仍留云南布政使之任，以观后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25］
乾隆帝虽对钱度之降低赔铜的价银予以惩治，并斥其庇护属员之过，但他并不了解钱度此举的真实原因。钱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