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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你认为的那么严重，这才是关键。古代中国是个人文社会，是个儒释道的社会，人情味儿很浓的。”
马丽安道：“真是这样吗？是我上当受骗啦？”
我说：“当然了。你为什么不去听听中国最土的民歌，还有民间流传的故事，民间演出的戏剧？从田野工作讲，那恐怕才是第一手材料吧？我从南到北，做了很多采风，1993年还参加过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调查，得出的结论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旧时代几乎没有哪一首民歌不是在唱男女之情，埋怨的快活的，又埋怨又快活的。民间故事、民间戏剧这样的题材更是多了去。那里面，嘿，大都还是女人占主动的多。你看这里给风尘女子树碑立传的事实，唐代很开放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些东西能够通过明代清代流传到今天。明代以后中国女子开始包小脚，立贞节牌坊，可是薛涛的纪念碑却流传下来，这说明一定有多种力量在起作用。你看看明代的《三言两拍》、《金瓶梅》，再看看明代的春宫画，还有嘛，清代的文人笔记小说，民间的色情小说，《如意君传》、《灯草和尚》什么的，你就会更明白些。这些作品俗到了底。正因为俗到了底，那才不好写，文人气不多，民间性多，真实性就多。”
马丽安就问：“为啥文人气多不好？”
我说：“中国文人的东西不大像西方那样，追求真实，讲究实证。就是西方的现代派，荒诞变形，也是要追寻人生荒诞变态的真实性。他都是朝下朝里走的。中国文人很不一样，他喜欢教化人民，高高在上，把自己很当回事，所以一下笔就天马行空，只顾自己，不讲证据，不顾常识。他是向上向外走的。当年胡适去了美国回来，才开始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这个话，在今天特别让人回味。倒是中国的老百姓比较务实，他们口传作品的真实性比文人编的强。”
马丽安说：“那照你的意思，中国女人过得很自由啰？”
我说：“嗐，看你说哪儿去了？什么叫自由啊？自由这词儿可不容易使。中国的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男人女人都在内。”
“那农村呢？”我妻子问—她是没有下过乡的。
第三部分第60节 更有意思
我说：“农村嘛，更有意思。你要是在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几乎全中国每个村都有那么一个两个比较开放的女人，北方叫破鞋，我们四川叫骚女人。她们当然不贞节，可是我从来没听见农村老一辈的人讲过把她们残酷迫害的故事。中国农民和士大夫，包括皇帝，骨子里头是自然崇拜，鬼神加灵魂，所以要祭祖祭神祭鬼，要讲风水讲报应，这些东西的民间故事里更是多了去。唐宋以来佛教普及，残害各种生命对普通人的精神心理压力人人都清楚，更何况血淋淋杀人一命了。他要是富农地主，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更不敢把女人杀在自家的水井里头，就像《大红灯笼》那样，一看就是假的。”
“为啥？”她们瞪着眼睛一起问。
我说：“这个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只要稍微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识，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愣编的。旧时代的中国没有一个发财人不迷信，敢不信鬼神不讲报应不讲风水，到今天都是如此。地主富农靠土地生活，要发家没有几代甚至十几代是发不起来的，所以他们更讲风水信鬼神。别的都还有可能，杀个女人在自家的水井里，那简直是开玩笑，胡编滥造。水井在传统风水学说中是个什么概念？在北方这种缺水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是怎样的人文背景？除非他发了狂以为自己是慈禧太后。更何况，中国人发家信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你们自己想一想，要是今天咱们没有自来水，就自家院子里有一口祖上传下来的水井，呃—就算你家是大财主，家有万贯银，有三口井吧。结果有一天，你把一个只值百把两银子的女人活生生硬塞到那里面去，还让那么多仆人去干，你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假定性超越了历史可能性，那就成了开玩笑，成了戏说—可那好像又不是在戏说吧？搞得跟真的似的。而且还暗示这是祖上订的规矩。我说，自杀还有可能。这么个杀法，除非你当年就是有高深唯物主义知识的无神论者，要不然，你家还得花钱请和尚尼姑道士端公来折腾几天，请神送鬼。就算你命大命硬，可你儿子孙子大奶奶少奶奶呢，不怕冤死鬼附体？不怕瘟疫？你不怕，上上下下左右邻居三老地保也怕呀！那些仆人是会给你保密的么？贾府里的焦大什么丑事不给你兜出来？你家总还没有出皇妃这么大的势力吧？皇城根下还有那么多的小道消息呐。你们看看《白鹿原》，就是在农村，杀个外来的破鞋还杀得那么费劲那么麻烦，那还有点道理，不愣编。嘿嘿，我说，这种故事，也只有骗骗你们自以为是的老外，外加那些傻呵呵特心软特愿意被人煽情的人—要不怎么叫愚民呢？愚别人，也愚自己。这种东西不是皇帝们想出来的—他们还没那么会煽情，那是咱们中国文人自己想出来编出来的。所以圣经上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是，骗人骗到自己也信以为真。”
“爹，妈，我走了。”盛代明对盛世钧和孔嘉惠说。
这是在庙堂码头。天刚亮，一阵阵地雾气从河面上升起，漫过河坝，爬向庙堂码头的石梯，所过之处留下湿漉漉的水渍。
盛代明快十七岁了，个子象盛世钧，眉眼像孔嘉惠。他是他们十八年婚姻的产物。时代变了，十七岁的盛代明这个该当爹的男人仿佛还没有成人，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影子里。这回他要真正要出去闯荡了—远离中国到地球另一边的英国去，那是谭书兰为他联系的。他将同另外几个同伴在巴渝集中，然后乘船到上海，再向目的地进发。
准备陪送他到巴渝的江伟业已经在小船上安顿好了行李。飒飒从船上下来，牵起儿子江学家的手对孔嘉惠说：“好了，该走得了。昨晚折腾了半夜。幸亏老太太没来，要不然还走不脱。”
江学家在那边提醒他爹：“给我带火车回来哟，莫又说忘了。”
盛世钧笑着对站在船头的盛代明道：“就是，去吧。早晚到了，发个电报。”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盛老太爷留给他的那块金怀表，递给盛代明：“这个你带去，是你爷爷留的，平时我也不用它。昨晚我没拿出来，怕老太太看到伤心。去吧。”
盛代明接过了。
看到儿子刚一转身，孔嘉惠鼻子就开始发酸，抓起身边飒飒的手，捏得紧紧的。
小船离开码头，荡进了淡淡的雾气中。
“好了好了，儿大不由娘。他这是有出息了。回吧。”盛世钧见孔嘉惠牵肠挂肚的样子，扶着她的肩膀说道。
孔嘉惠一直没吭气，直看到小船没了踪影，这才转身……
盛家的火柴厂和谭书兰的教会医院开办了五个年头，1923年了。中华民国到了它的第十二个生日。十多年来，庞大帝国倒地的振荡才慢慢从中心城市向偏远地区波及开来。
从盛家大院到庙堂街，在盛世钧以身作则的提倡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青头皮盘辫子的少了很多。前朝的遗老遗少过世的过世，中风的中风，没有过世中风的也开始颤颤巍巍，管不了太多的事了。他们的后代—那些有头脸的男人们陆续剪了辫子，修理出分头，穿起了中山装，手里玩着根手杖，老百姓叫它“文明棍”，外出时少不了来一顶礼帽。有这副行头，跪的机会没了，叩头的套路不见了，矮人一节的感觉少了，骤然间让男人们男人了。
民国十多年以来，古老的庙堂镇慢慢有了很多改良。改得最多的当数盛家大院。这十几年，盛家大院断断续续在改建，总体规划是巴渝一位留学回来的设计师做的，构想却是出自盛世钧，在中国园林的布局中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西式风格的建筑。那些建筑咋看起来怪糟糟的，可一旦融进这山水里，却又在奇特中透出另一种风味来。在那里，古典和现代奇特地融和在一起，成为周围乡绅追求的时尚。
盛家的自来火厂办得很成功。谭书兰为它的产品起了个“巴河牌松木自来火”的名称，十四岁的二公子盛代礼画了个图案，利用印年画的方法印在盒子上，连老太太都十分满意。
川北的松木多，是造火柴梗的上好原料，药自配，自己加工，成本很低，在川北一带贩运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北上运送到西北和中原地区利润更是翻番。钟大汉和孔尚林的马帮负责运送贩卖巴河牌洋火，几年内为盛家增添了不少财富。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古老帝国控制力的减弱到完结，政府管理松弛，民间力量兴起，随意开荒垦地，粮食生产发展很快。中国人的各种能力，特别是生殖力，仿佛毫无拘束地扩张开来。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一亿左右的人口（秦、汉、唐、宋、元、明到清中叶），到了1910年到达了三亿二千零六十一万。而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只是关内的零头，就连统治阶级的满族人也不过二百万。在当时的北半球，日韩大约一二千万人，南亚约一二亿人，中亚只有二千万人，欧洲四五千万人，北美洲就更少了。中国当时这样众多的人口，仅靠内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力来维系生存和发展，那人人需要何等的能力？什么样的怪招使不出来？
1903年吴研人开始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现状在中国哗啦啦迸发，“厚黑学”（厚脸皮黑心肠的学问）盛行。地方势力逐渐做大，专制统治日趋削弱，人们向往的空间扩展开来。在经济生活上，随着以军舰炮火打开门户的西方工业文明进入到中国各个城市，传统的地主们和市民们的想象力也有了新的出路，大量的原本只有投资于土地及农耕经济的资金涌向城市，涌向各种新兴的产业：铁路，公路，航运，纺织，日用工业品，邮电通讯，机械制造，化工，医药，对外贸易……数不胜数。开始完全由外国人掌控的产业和技术，渐渐有不少聪明的中国人钻了进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连最边缘的云南在当时都有新型的民间股份制公司诞生。
从1850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引发的全国性动荡平息后，中国大陆，特别是南方基本上安定下来。经过五六十年近三代人的养息，民间资本大量向城市聚积，人口也向城市转移，这些现象在南方尤其明显。丝绸、茶叶、瓷器、海盐、渔业、贸易和运输是支撑南方地区传统经济的大头，那里面的资金在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进入新的产业。这种进入是建立在新的文化层面之上的。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新文化辐射圈，比起以北京为中心的传统辐射圈说来，朝廷的控制力更少，社会更加多元化，各种文化科技成果也更大，各类人才也更多，其影响和波及的地区也更为广阔—从东南沿海一直延绵到西南西北边陲。而国外的资本夹杂着新的异质文化也更多地在南方登陆。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南方的文化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