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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解释罪恶
到了1989年末，全国性的联手协同努力代替了地区性的运动。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后，1989年11月中旬，中央政府宣布开始进行“除六害”的综合治理联合行动。被命名为“六害”的罪行分别是：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以及利用封建迷信活动骗财害人。以前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可以发动广大群众来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政府可能是想利用人们对淳朴时代的怀念之情，但也许这次动员只是重振互相监督机制的大局的一个步骤。不管怎么说，运动所用的语言和方法都是毛时代的中国居民所耳熟能详的。
国务院通过对各省领导的电话会议部署了行动。公安部长王芳谴责六大害“严重污染了我们的社会，扰乱了公众秩序，损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务院号召各级政府“在资金、场所、医务人员、医药、设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收容和教育卖淫嫖娼者和吸毒人员，采取有力的措施帮助吸毒成瘾者戒毒，并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
运动开展后，政治评论家强调清除六害是打击外国势力对党和人民的毒害的关键行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就将“六害”的重新抬头和党的领导不力联系起来：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倾向的影响下，一些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削弱了。他们不敢批评、抵制丑恶的社会现象，不敢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这正是那些想颠覆、破坏我国的人所愿意看到的。这也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用来腐蚀我党、我们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手段。
上海市公安局长的指责更加直截了当：“扫除六害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一场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和平演变观念在我国的侵入和渗透的严肃斗争。”
于是，卖淫嫖娼被坚决定性为许多罪恶之中的一种，这些罪恶中除了封建迷信活动外，全都被归结为受到了外国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腐蚀革命的势力的影响。那个时期《人民日报》的一篇专栏故事说学生运动领袖吾尔凯西曾嫖妓并大肆吹嘘，此事恐怕并非偶然。总之，六四之后，那种要通过毛式群众运动拯救中国、不遭资本主义毁灭的说法大行其道，卖淫嫖娼又被扯进了这一话语中。
中央政府宣布要开展除六害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各地省政府也开始宣传自己的清扫行动。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宣布要进行四个月的除害运动，并敦促违犯者向公安机关自首。省委副书记回到了神圣的毛泽东思想，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依靠群众提出并执行党的政策，党是最终的权威），号召“发动群众对社会六大害展开全面的战争”。上海和江西的做法不同，上海市公安局决定采用分别解决的方针，在1月1日以前先集中对付卖淫嫖娼和制售淫秽物品问题，元月到春节前后集中打击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广东提出了除七害而不是六害的超标口号。有些省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将除害行动公之于众，还有些省份建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监督行动的进程。甚至解放军也动员起来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宣布要查禁部队单位的宾馆和招待所中的卖淫嫖娼，这等于承认在部队办的企业中也有性工作人员在活动。几周之内，大多数省市纷纷宣布行动告捷，抓获数百甚至数千名犯罪分子。因为“六害”并论，所以究竟有多少人因卖淫嫖娼被捕并不清楚。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内地，看来因聚众赌博和其他过失被捕的人数远远超过因卖淫嫖娼被捕的人数。行动搞了两个月后，中国的报刊上就基本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了。不到一年后，又出现各地政府的声明，表示卖淫嫖娼和其他几害及严重罪行正在继续蔓延，并且这些都不是能从速解决的问题。
然而，20世纪90年代，运动的方式和用语仍不时地造成声势。1991年5月，负责公安、商贸、公共卫生、文化和旅游的政府部门开始联手努力打击卖淫嫖娼，全国共拘捕29315人（其中10655人为卖淫者）。1992年4月，深圳又一次发动除“七害”运动，由市公安局下设的“除七害”办公室协调指挥。到6月中，该办公室主任周理强在报告中说已经拘留卖淫者935人、嫖宿者707人、拉皮条客105人，有28个卖淫团伙被曝光。周提到有四成嫖客是香港、澳门人，并宣布自那时起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嫖娼者至少拘留半年，进行强制教育；拘留期间要学习法律和政府关于除七害的决议，安排一般的劳动，伙食费自理。1992年秋天，北京也进行了类似的围捕；12月，广东省重申将境外嫖娼者遣送劳改营的决定；1993年春夏，上海又进行了一次严打。1993年7月，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活动座谈会，重申将卖淫嫖娼者送进监狱而不仅仅是处罚款的严厉规定。1993年10月底，政府宣布再次进行严打，并将禁赌黄嫖的范围扩大到非法进行赌博、卖淫嫖娼活动的舞厅和卡拉OK厅。1995年，在北京召开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前的几个月内，政府部门拘捕了数百名涉及卖淫嫖娼活动的人；大会前夕，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负责人号召狠狠打击卖淫嫖娼。看来，卖淫嫖娼迅速增殖，名目繁多，而谴责卖淫嫖娼的会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需要进行始终不懈的严打行动。一种资料不点名地引用一位公安人员的话说，卖淫女人“像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硬是断不了根”。
和立法讨论的情形一样，除六害及其后续行动的综合治理报告对卖淫妇女的提法举棋不定，有时将她们说成是（人贩子的）受害者，有时则说成是（社会秩序的）危害者，但总的说来，运动的重点并不是卖淫者本身，而是将卖淫嫖娼当作社会腐败堕落的许多征候中的一种。运动将卖淫嫖娼列为罪害，这意味着权力部门视之为一种恶习，以为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加上高压根除这种恶习。但是早在1986年，政府官员就在私下里表示过对围捕行动、罚款、拘留和收容教养的保留态度，而且90年代中这种怀疑越来越普遍。有些执法部门表示，既然无法根除卖淫嫖娼，中国还不如仿效一些西欧国家的做法，设立红灯区，也好控制卖淫活动和性传播疾病的蔓延。虽说舆论从未公开说是哪些官员的意思，但诸如此类的提议还是引发了反对卖淫合法化的人士的阵阵反击。例如，1993年2月，海南省公安厅的一位官员指责“一小撮人”阴谋以卖淫嫖娼合法化作为吸引外资、改善经济形势的手段。他气愤地说，中国有足以吸引外国人的特色和品质，如“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和辉煌的人文景观”，他表示外国人是为了经营或旅游来中国的，他们不是“来寻找肉体享受、从事淫秽活动的”。1993年7月，由中共中央召集的北京会议也谴责了那种认为发展色情行业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的论调。一个多月后，北京市的官员批评一些党和国家的干部口头说要取缔卖淫嫖娼，实际上却不闻不问。会议提到有些干部甚至认为禁娼会破坏投资环境。作为对这种论调的回答，与会者猛烈抨击了“无娼不兴、无娼不富”的言论——看来这种思想在官场中挥之不去，相当有市场。1995年，这一论调继续受到抨击，一个妇联的高层领导批评了那些“对卖淫嫖娼问题采取放任态度”的干部。
20世纪末参与娼妓问题论辩的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1949年以前中国在管制、发放执照和禁娼方面所作的各种尝试。各方提到的不是自己的国家历史上的事情，而是“现代化”的西方城市的做法。在80和90年代惟一被提及的在管制卖淫业方面的本地历史就是50年代的禁娼行动。80年代末，尽管在许多做法上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但那时出版的大量的回忆录和其他类型的叙述仍对50年代的禁娼成就大加赞扬。正如许多人在私下所说，50年代那种国家全面介入、群众一心支持所获得的禁娼成功已不可能再现了。》
第十章 改革者学者与性工作
改革时期，随着娼妓问题的日益显化，社会上也涌现出一批以系统地表述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的专业人士；甚至可以说，部分地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卖淫嫖娼才作为问题凸现出来。这个专业群体中有社会学、法学、犯罪学、妇女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和性学学者。他/她们虽然隶属不同的单位，如各所大学和妇联等，但现在却在全新的条件下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性质。有些人从事的学科长期以来受压制，被政府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他/她们是在学科重建和对本专业的重新界定中，形成了自己对娼妓问题的分析论述。另一些人，尤其是重点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的妇女学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则认为自己在从事新兴的专业工作，其合法性和功能在中国尚未得到界定。他/她们在各种学术刊物和普及型刊物上发表自己对娼妓问题的分析研究。尽管上述专业人士并没有统一的切入点和方法，但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他/她们已从几个方面背离了政府对卖淫嫖娼问题的提法。他/她们更倾向于研究因果关系，既注意作为个体的妓女的动机，也关注社会大语境。国家当局将卖淫嫖娼定为“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这点上与国家的立场一致。他/她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她们在将妓女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作为社会评论者的合法身份。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将他/她们的著作仅看作是自我的放大，而是希望将注意力引向各种关系的交会处，关于娼妓问题的知识就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产生的。学术评论者不是中立的观察者；他/她们自身就处于具体的权力与依存的关系之中。
第十章 改革者寻找根本原因（1）
第十章 改革者寻找根本原因（2）
结语的调子虽然勉强还算乐观，但是对人的极其有限的可塑性已有清醒的、迥异于毛泽东时代的估计。另一些分析将个体心理与社会群体的性行为结合起来，将卖淫嫖娼的泛滥归为改革引起的性道德观念失控。社会学学者张一全（音）认为1949年前的娼妓业和改革时期的卖淫嫖娼有很大的不同：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