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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她的床单来说，也不过是普通的纯棉线品，绝非外传的什么丝床单，也没有一天换个好几次的情况，大部分时间是一二天换一次是真的。
许多人认为，宋美龄和蒋介石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基本上，我对这个说法，只同意一半。在早期，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有可能是所谓的政治婚姻，那可能是早期大陆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情况，然而到了台湾以后，或许是人本来就会日久生情，所以，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陪伴宋美龄多年，我觉得宋美龄是一个生活得相当单纯的人。她在生活作息上，和蒋介石比可说是完全相反，蒋介石是早睡早起，而宋美龄则是一个夜猫子，晚睡晚起，十足是个享受生活的人。
早上，她起来以后，就由一位女副官为她作全身按摩，通常，她要躺在床上好一段时间，才慢条斯理地起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是由蔡妈为她梳头、化妆，后来，蔡妈离开官邸退休，才另外找了一个副官服侍宋美龄早上梳妆和盥洗等事宜。
在此同时，副官和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她备好茶水（她通常喜欢喝淡淡的龙井茶）和报纸，她也喜欢在卧榻上斜躺着，点起一根薄荷烟来抽（后来她为健康上的理由，戒除了抽烟的习惯，戒烟的时间大概是在60年代末期，也就是阳明山车祸之后的事情）。
因为她起床的时候，多半已经超过10点，所以偶尔她会在床上吃早点，而蒋介石早在清早就已经吃过早餐，所以早饭宋美龄是不和蒋介石一块儿吃的。
宋美龄非常注重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过重，所以，她不常吃肉类食品，但是，她很重视医生的建议，只要有医生告诉她，该吃一点蛋白质的东西，她就在早点时，吃一个蛋，她偶尔才吃一点肉。有时候，她患感冒了，也会吃一个蛋，来增加抵抗力，宋美龄的早餐菜单十分简朴。由此可见，宋美龄对吃东西是从来不挑剔的，她并不像外界宣称的那样大鱼大肉，一点没有节制。
从蒋家吃饭的情形，也可以一窥官邸的生活动态和政治动态、人际交往。
和亲族进餐，官邸可以说很少有全员到齐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官邸都是只有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个人吃饭。
偶尔，蒋经国和蒋纬国来官邸进餐，我总觉得餐桌上实在显得太安静了些，大概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除此之外，全程根本没有人讲话。但是，宋美龄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为来客夹菜吃，蒋纬国就最“怕”宋美龄为他夹菜，因为，宋美龄对客人一向非常客气，只要是客人，一定为他夹菜夹到客人吃饱为止。
从每次官邸宴客的经过来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热乎。
如果要在经国和纬国之间作一种比较的话，我感觉宋美龄对经国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认为，这和经国掌握实权，而纬国的权力相对较小有关。毕竟，宋美龄非常清楚，蒋介石有心要把政治权力转移给蒋经国，在那个时候，蒋家除了蒋经国之外，没有人可以担此重任，也只有蒋经国有这样的能力，因而，宋美龄对蒋经国自然是另眼相看，这道理很简单。
但是，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若要和蒋纬国的太太邱爱伦比起来，宋美龄和邱爱伦之间，似乎比较聊得起劲。据我的观察，是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装扮上，总是比较新潮，宋美龄看邱爱伦的衣着仪表，自然会和她闲聊，说这个首饰在那里买的，你的头发好漂亮，是叫什么发式。
即使到了70、80岁的时候，宋美龄还是保持着一颗爱美的心，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饰或是装扮，她觉得很欣赏的，必然就要叫人为她打点好，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氛。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般只有年节场合，或是二老夫妇过生日的时候，蒋经国和蒋纬国才会带着老婆到士林度佳节。否则，平常士林官邸很少看得到这二位太子的身影，可见宋美龄和他们的交往并不频繁。
上篇 我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第三章 宋美龄生活片断（2）
3。2 神奇多样的官邸宗教活动
宋美龄早年因为家庭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说早年她的娘家会答应蒋介石的求婚，一个最大的理由，也是因为蒋介石应允在婚后信奉基督教或是信奉基督教义。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有做礼拜的地方，到处设立所谓的“凯歌堂”，到了台湾，也在士林官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连蒋介石和宋美龄经常去游历的地方，哪怕是荒郊野外也兴建私人教堂，像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就是给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的。其他台湾各地的歇脚地点，也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可见，为了他们的宗教生活，政府还要花费大量的公款，去为“第一家庭”盖教堂。
早期在士林官邸，星期天做礼拜，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官邸警卫组为了每个礼拜天“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要大费周章设计通行证，控制进出人员并且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
一个最大的原因，“凯歌堂”的此一盛会，凡是当时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都在应邀之列，当然，宋美龄是以基督教徒为应邀对象，可是，在那个人治色彩那么浓厚的时代，大家都清楚，如果要生存，就要跟领袖“同甘共苦”，领袖吃苦，大家跟着吃苦，领袖信教，大家最好也跟着信，跟着潮流走嘛！
宋美龄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而且是个典型的夜猫子个性，迟睡晚起。但是，宋美龄每到星期日，必定是起个大早，绝不缺席礼拜，到了礼拜天上午的10点半钟左右，总是和蒋介石，连袂出现在“凯歌堂”，等他们两人到了教堂，仪式就正式开始。
因为宋美龄早期对宗教活动还热衷，所以，下面的一些官太太们，也不得不跟着乐此不疲，可是，若每个礼拜这样作，对宗教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人，当然会暗自叫苦。
不要说官太太受不了，就是宋美龄的随从也有受不了的传闻，有的侍卫人员，最怕礼拜天上“凯歌堂”做礼拜，尤其是奉命派在“凯歌堂”里面作内卫工作的人，更是叫苦连天，因为，侍卫人员多半是不信教的，如果被安排在“礼拜堂”的前排，那更是“麻烦”，别人喊“阿们”，你也要意思意思跟着做样子喊“阿们”，别人在听牧师说道，你也要跟着听说道，做礼拜少说也要有一个钟头，若是坐在前面的随从人员，自然视做礼拜为畏途，当然，如果本身是基督教徒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宋美龄本人，除了士林“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有妇联会每周一次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也是每个礼拜都不会错过，一些妇联会喜欢搞关系的夫人们，也积极参加，很少缺席。可是，等到60年代初期，蒋介石以下的官员比较少喊反攻口号以后，妇联会活动也开始清淡，这类的小型祈祷会，也在宋美龄本身不是很积极的情况下，变成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情景。
但是，60年代，“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是未曾中辍，不但在官邸宗教活动正常进行，就是蒋介石出门度假，有些重要的度假据点，蒋介石也叫人盖了专用的礼拜堂。就像前面讲的日月潭，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是，等日月潭的那座教堂建好了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他没体力再到各地度假，当然更不可能再到各地的度假地点做礼拜。
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蒋介石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在病中，也从未中辍，可见蒋介石晚年对宗教信仰之坚定，这一点，他是充分实践了他答应宋美龄母亲的结婚条件。
在这方面，蒋介石恒心是绝不输给宋美龄的，当然，宋美龄的书房桌上，也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她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1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圣经还用英文写日记，这成了她每天绝不中辍的例行节目。
60年代末期，宋美龄一方面是受到阳明山车祸的影响，身体受了严重外伤，后来调养了好一阵子，大概从这个阶段开始，宋美龄比较疏于礼拜活动，特别是像“凯歌堂”的礼拜，有时候，她大概是前一天睡晚了，第二天起来没什么精神，便嘱咐属下说：“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礼拜我不去了。”
基本上，宋美龄的宗教信仰，是源于家族传统，所以，宗教精神是自然流露在她的身上，而官邸的其他蒋家成员，对宗教的感受和表现方式，就不是十分一致了。
以蒋介石来说，可说是蒋家成员中，对宗教信仰最真诚的一位，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
蒋介石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每天都要作早课，所谓早课，包括静坐、祈祷、唱圣歌等，做完这些动作，蒋介石就进自己的房间，先后到国父、王太夫人、耶稣像前脱帽一一行礼致敬。宋美龄则不像他那样重形式，但是，宋美龄还是有她自己的一套宗教观，她曾说过：“按天性，我不是宗教家，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宗教家。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我很重视世间事物，有时或许重视得有些过度了。……”
宋美龄对自己与宗教发生的关系，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而从宋美龄的这一分段，也可以看出宋美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及她的家族之间的互相关系。
她说：“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绝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