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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出门。我知道全村子的人一定全都在嘲笑我，他们都听见我昨天喊了。他们一定都觉得我跟何草一样，得了精神病，他们一定一定会笑我的。那些狰狞的人，小水之类，我并不认识他们，可我知道他们一定认识我，他们总是这样，谁都认识，并且专门嘲笑像我和何草，不跟他们玩又软弱的人。我们得了精神病，从今以后可以不管不顾，任他们嘲笑好了；可是怎么能让他们不停嘲笑呢？可怎么出门呢？
连我在远处的父母，和同学，也一定都听见我喊了。这真可怕。我的声音那么大，他们一定都听见了。他们都在说我的事，说我很丢人，”一个精神分裂者的春天”，是个好书名，但是多么俗不可耐。俗不可耐。把它放在那些人面前，他们会明白吗？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反正跟我不同。我的生活是，重复，重复，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自绝于人群，我怕。他们也没有希望，但他们在嘲笑我。
总之，到了太阳向西，我仍一动不动，我的结论跟昨天一模一样：我不能生活下去。
你懂吗？
鸟村故事离开
现在好了，我在人群中。我不在鸟村，鸟村没有我，世界上也没有鸟村。鸟村被拆掉了，因为它在北京的边缘，被拆掉是它惟一的命运。我本来以为李子跟钱小静好下去是我惟一的希望，现在他们已经不好了。李子去上海了。他们不好之前，我多次跟小静说，”别要李子了，他把你拖累惨了。”钱小静去研究星座，她说，”李子这人，失去了惟一的进入世界的机会，他从此就完全很难于进入这个世界，虽然他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说，”无论如何，你不要跟他好了。你去找个正经人，体面人。”钱小静不高兴地看着我，说，”怎么了？他是我的孩子，我的娃。我就得拉扯着他。”
但是他们还是不好了。李子于是离开了北京。这天钱小静仍然跟我说，”我想过了，毕业分配我要去上海，我不能丢下他。我还是很爱他，他很好，我仍然是看见他就高兴。他是我的人啊。”
我说，”好。”
在一次贺杨组织的宗教聚会上，我看见了赵风。他忙忙碌碌，要去法国。他的女朋友很争气，要带他去法国。然而他每天都出去跟人喝酒，他女朋友到处找不到他，很难过，经常骂他。我们的脸对着镜头。我们拍照片玩。我的头发烫了，脸上有化妆。赵风说，”嘿嘿，朵朵，从镜头里看，你他妈的真像个妓女！”我大笑不已。
我曾在电视上见过小锣一次。他还在搞他的体育民谣。Q大的鸟老师曾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男生跑到Q大，一定要见他，但是被系里的人挡回去了。这人说是我的朋友，为我的事情要跟鸟老师谈。后来我到处打听是谁干的这件事。是小锣。
老冯最后一次跟我打电话是两年前，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终于正常了。”他沉默了一会说，”你我以前都是被这世界不容的人。你被不容是因为你性格乖张，行为古怪，思想放诞；我被不容却是因为眼睛。”这是老冯第一次主动提到他的眼睛。他说，”所以，你要回去还是可以回去的，大家甚至还会欢迎你回去。我不能回去。我哪怕思想再健康，行为再正常，我也是个被人群排斥的异类。他们一看见我，就知道我跟他们不同。”
还有何草。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病是否好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三年前，他去参加一个演出。他唱得很好很好，让人发疯。我跟他谈了一会，发现他眼中的黑色光芒毫无减轻。后来就再没他的下落了。我想去问问这方面的人，应该可以知道一些吧？但我跟他们都很少来往了。总之我想找到他。可我找他干什么呢？我不怀旧，从不怀念以前的人。但是我想找到何草，找到他，他在哪里呢？我想念何草。
鸟村故事后序
5年前，也就是我2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题目为《回家》的较长的诗，那首诗里已经含有小说《火车》的一部分情节。《回家》很为我当时的朋友称道，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回家》抒写小城市的悲伤。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一直想写一首关于北京的诗。这首诗不是关于北京的一鳞半爪印象，而是写整个的北京城。我想写一个流浪者、小偷和妓女的北京城，一个外来人口的北京城，一个使无依无靠者感到自由的同时失去希望的北京城。年少的我受到最喜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他的心中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彼得堡。这样的愿望一直存在在我心中，很有几年时间，我因为写不出这样一首诗而痛苦。
2003年10月，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因一个问题与某人争论。他说，大城市是残酷的。青年人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很早就接触到了残酷，以至于被毁掉。他还说，一个淡泊的人最好在中小城市呆着，只有那些有很多欲望的人才会喜欢大城市。我坚持跟他争论，很多念头来到我的脑中，一时说不清楚，我其实很想让他看清楚大城市的残酷青春的本质。是的，我们被毁掉了，有一些人坚持淡泊田园的梦想，坚持终生不离开家乡，可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家乡也许并不代表宁静，大城也不代表欲望，前者也许是童年悲剧、禁锢、偏见、庸俗、很少希望的象征物，后者则代表着自由、漂泊、冷淡、无处不在的危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毁掉的人都在承担压力、忍受痛苦，一旦一个人变得不幸，他将遇见非常严苛的社会谴责，如果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和耐心，他一定会继续堕落下去，更加毫无希望。只有在文学和社会研究中，充满着对各色人等的同情。在我们的写作中，我希望延续这种同情。
我常在想”作家”这种职业。在一次长谈中，一位作家前辈突然对我说，”你对我说的这些，你是否知道，了解它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一愣之下，他继续说，”只是他们认为这些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你内心不够强大。”
在我的青春时代，是这样的。但正由于青春和悲剧的偶遇，导致了强烈的观感。我20岁的时候，对于书籍有一种奇特的辨认力。在书店中，我本能的对很多书感到厌恶，而另外一些书总能马上吸引住我的目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个作家最好能有如乞丐般卑贱的姿态，这样才能从一个比较低的立场，对世界有个清楚的认识。有些作家曾经倡导过”平民立场”，我觉得这是对的。对我来说，大概是青春期的特点，我宁可更极端一些，更低到乞丐。在乞丐那里，他没有亲人、朋友，社会关系，他只是一个观照者，对他所观照到的一切既不形成看法，也不质疑。
这本小说里没有出现下列人物：外企白领、技术人员、小职员、老板、作家、博士、学者、小资女人、CEO……出现了下列人物：中学生、社会游民、流浪歌手、乡下孩子、妓女、拉皮条的、考美术学院的学生、外国人，还有另外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之所以会这样，除了为上述所说的小说的主题考虑外，还跟我的取向有关——对于每个人都套在一个社会角色中这回事，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尝试写一些人，而不是一些角色。你因此可以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很深影响。
刘丽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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