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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宫翁，制造了一家报纸所说的靠“亚洲田野里成熟的作物”致富的神话。
给美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英国的商业以印度为基地逐步向东发展，似乎注定也要垄断中国市场的时候，讲英语的不列颠商业冒险家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作物中获取巨利。英帝国的势力之所以横跨全球，多半是因为保护英国商人的米字旗随着商船而至，或者象在好望角那样，守卫着通往印度海路途中的战略港口。除了加拿大以外，南亚次大陆是正在兴起的帝国大厦唯一特别奠定的地基。奠定这个地基的原因是经济，而它的建筑师是扮演英国贸易开拓者的半自治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个典型的开拓者是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土，他在一八一九年从柔佛苏丹千里买下了一个岛，在靠近马来亚最南端的这个海岛上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眼光不那么远大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收下新加坡。只有当英国同荷属东印度通商之后，它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
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是英帝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而且继香港之后，是皇家海军在东方的另一座堡垒。
假如英国有一张帝国蓝图，那么新加坡扼守印度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决定将它变成“远东的直布罗陀”之前，就会得到适当的承认。虽然库克船长为英国打通了太平洋和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伦敦的历届政府却觉得它太遥远、太浩瀚，缺乏商业开拓的机会。澳大利亚被选作发配囚犯的地方，因为再也不能把他们送往美洲殖民地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外来的美利奴绵羊在澳大利亚繁殖起来了，而且在那儿发现了金矿之后，它在经济上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这块殖民地才开始被认真地开拓起来。甚至到了这时候，英国还不给予澳大利亚人自治的地位，直到一九○一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自治领三十四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才享有自治地位。库克也曾访问过新西兰，但是在那儿定居故只有独立公司和传教士，当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土地而与当地居民作战斗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斗争去赢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毛利人，就象在北边的斐济和汤加居住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甚至在祈求英国君主予以暂时保护的时候，被劝告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精神王国的怀抱。直到德国军舰在那儿出现，预示着一场争夺太平洋岛屿领土的新的斗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英国才对新西兰进行暂时保护。
炮舰外交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贵重的宝石，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八五八年终于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反英起义，证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治理它从莫卧儿的统治之下逐步夺取过来的领土。这个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建立英帝国势力，它使穆斯林国家马来亚依附于英国，它在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建立了白人统治，有一个时期，似乎连中国本身也要被置于不列颠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司驻广州的生财有道的代理商，在扩大荷兰人通过澳门开拓的鸦片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中国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时，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英国人乐于大量提供从印度种植的罂粟中提制的这种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这门生意只好通过中间人进行，贪污腐化的广州官吏对此并不追究。鸦片生意大大加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奢侈时髦的英国摄政王朝进口中国艺术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满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鸦片禁品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无法控制鸦片生意，而且不上税上清朝皇帝被迫采取行动惩治无视天子威严的外国人，防止大清帝国财富外流。
清廷向维多利亚女工发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威胁说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对“堂堂帝国的污辱”，英国必将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这个荒唐的威吓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鸦片商人被迫放弃做生意，英国的贸易将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心使用英国在地中海吓唬土耳其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顿勋爵以惯有的冲动，命令十六艘皇家海军战舰护卫着二十六艘运兵船开往中国。只经数月，西方的坚兵利器打败了清朝皇帝的军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给予英国在中国扩大商业的权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个港口的治外法权。英国臣民向清朝官吏叩头的礼节被废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仍在进行。
帕默斯顿的实力外交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向西方的渗透敞开门户，并且为急于赢得类似让步的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不幸的先例。
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国人，迅速扬帆过海开抵南京条约开辟的新港口。他们原未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进口国，不久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贸易的最大伙伴，这是因为，漂亮的扬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过英国的帆船，它们满载贵重货物，绕过合恩角运到美国东海岸，继而越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当亨利·R·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险航行，使美国公众了解到在西边的那座大洋里，大自然的优厚馈赠正在等候着他们的时候，楠塔基特的捕鲸船已经遍布这个辽阔的海洋，捕捞巨头鲸，提炼贵重的鲸油。这幅良图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所具有的更大的诱惑，引来了第一批众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对华贸易在扩大，给开辟横贯美国的“西北陆上通道”增添了强大的刺激，因为横贾大陆铁路的投资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润。数以千计的中国苦力，廉价的契约劳工，穿过落矶山脉自西向东铺设铁道。一八六九年在犹他州钉下了象征性的金色道钉，把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条铁路使西海岸成为达纳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住亚洲的桥梁”，那时他预言旧金山将发展成为“已被唤醒的太平洋沿岸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业中心”。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提供了一条欧洲至远东的更短的路途，从而加快了美国快速帆船贸易的结束，这种快速帆船在同英国的汽船的竞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了。
囊括天下的财富，并不是英帝国东迸或美国扩张主义者宣布他们的国家要在太平洋显示使命的唯一诱惑。英国和内战之后的美国都处在工业时代，为它们的社会带来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荣。鼓励投资、鼓励运用技术以便将自然资源变成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的产品的社会制度，显然保障了这个繁荣。英美在这个巨大的努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相信英语国家注定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不那么幸运的国家。慈善和传教运动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增添了这个信念的意义，这两个运动为英国人向奴役开战提供了道义推动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普遍认为英国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带给“还没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们的任务是领路，指引其他国家前进。”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被赋予道义使命。“为慈善事业再贡献百分之五的税金”，这就是心地宽广的英国纳税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们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海军提供资金，期望这支海军能输出基督教和促进贸易。这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的复兴，人们狂热地兴建大大小小的教堂，传教士纷纷前往非洲，和利文斯通展开竞赛；前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上帝和西方的道德。
宣扬裸体是有罪的，这就要求当地人穿上衣服，英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纺织品就有了更多的买主了。在大西洋彼岸，新英格兰传道会同样派遣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横渡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一人二一年，第一批“自我流放的上帝使者”来到了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中间。二十年后，梅尔维尔描述了他们如何同移居的殖民者一起将这个群岛拓为美国的一块“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殖民地。为了拯救“坠入黑暗深渊的芸芸众生”而传教布道，强烈地激励着美国在英国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向中国捐赠和派遣传教士。国会受到敦促，要它支持出口烟草以代替输出鸦片，这个庞大的计划助长了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有一个经商和传教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追求世俗利益的美国商人和追求精神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将分享这个市场。
商业和基督教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败于英国所蒙受的耻辱已经损害了满清的威严。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日益增多，再加上传教士，加剧了由于饥荒和满清官吏贪污腐化而引起的内乱。造反终于爆发了，在广州，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造反了，他们向北进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数省。在十多年中，他们抗击清朝军队。这场战争夺走了两千五百万农民的性命，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巨大灾难之一。
英国人照着他们在印度的章程办事，最初鼓励削弱清朝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当满清在一八五四年企图再次取缔鸦片贸易的时候，发誓要教训一下“无礼的野蛮人”的帕默斯顿勋爵首相，先发制人地又派来了炮舰。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和天津；两年以后，中国人被迫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也是签约者。这个条约首次确立了列强在另外九个开放贸易港口享受平等商业机会的原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并且允许列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第二年，当清朝皇帝变了卦，企图阻止外交官进入北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焚烧了清庭的夏宫。满清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将会破坏贸易，而且它也无意象统治印度那样地去统治中国，因此在一八六○年接受了清朝皇帝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其他让步的媾和条件。查尔斯·戈登将军被派去协助恢复秩序。他接过了“常胜军”的指挥权，这支军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沃德建立起来的，沃德是个有运气的美国人。他接受雇佣，指挥镇压造反的太平军，在戈登的协助下，他终于在一八六四年打败了太平军。
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了香港殖民地和富饶的长江流域贸易的控制权。随着英国的汽船开始在太平洋上取代扬基式快速帆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使美国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贸易机构越来越感到不安。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要求美国吞并福摩萨，以便抵销英国从香港对大陆的商业剥削中所获得的利益。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辉格党政府正忙于处理有可能使联邦发生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因而希望避免卷入远东的纠纷。不过，它终于屈服于对中美贸易日益下降感到担心的银行界和商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