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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恩卿在北京青年报社时角色是社长，说是管全面工作，其实也以主管经营为主。在创办《北京娱乐信报》之后，崔恩卿仍然是这样的角色。一开始是分管书记，再慢慢深入，广电后来注资，他们的条件是崔恩卿必须当法人，后来他就正式当了社长，依旧主管管理和发展的工作。
崔恩卿在主持《北京娱乐信报》工作时，对其定位与宗旨作了深思熟虑。《北京娱乐信报》的目标是成为一份新闻实用纸，有新闻性、适用性、权威性。权威性开始是从娱乐说起，只能算是一个迂回的切入，所以《信报》第一年提的口号是“娱闻入目”。娱乐新闻本身就是社会新闻，可以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他提出了“要闻适度”，只所以提出“适度”，是因为《北京娱乐信报》当时没有拼抢要闻的实力。当时的人员组成是7月份报名，8月份请总编辑到位，9月份公开招聘，10月9号正式出报，人员的90％大概都没有做过报纸，有从业经验的记者来自《北京晨报》和《中国妇女报》的一部分骨干。人员有热情，但没有做过报纸，这种情况下去拼抢新闻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戏剧电影报》的骨干在娱乐新闻报道方面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基于此，在做新闻纸上，按照新闻去做娱闻，《北京娱乐信报》的优势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
2000年11月24日，崔恩卿在“信报”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扩大会上，阐明了《北京娱乐信报》的宗旨：
10月9日第一期（创刊号）《致读者》中有一个明确的表述：
这是一张脱胎于《戏剧电影报》但又不同于原《戏剧电影报》的新报。取名娱乐“信报”其意有二：一是拓展原《戏剧电影报》的内涵，走向大娱乐报道为特色的全新的综合早报和高效传媒。她将成为一张轻松的都市报；二是她追求时尚和实用，作为一张信息纸和实用纸，她将是中青年发展人群的亲密朋友。
自第5期（创刊第二周）之后，由国际音乐节的报道引发，我对“娱闻特色”的问题进一步做了概括，主要是针对头版的版面提出了16字方针：娱闻入目，要闻适度；画龙点睛，冲击有术。我提出的这个16字方针，既是版式风格，又是报纸特色；既是战略确定，又是战术选择。此后，针对金鹰奖、百花奖的“报道”又多次重申了这一办报原则，其中讲到头版版式具体处理上，要求对确有价值的娱闻可以“大可包天”（整版一条），也可以“小似碎石”（多条目）。这是强调版面的冲击力度。以上就是“信报”的特色。归结起来，就是“信报”要成为以娱乐信息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早报，以此填补北京报业市场的空白，以此进入主流社会，以此成为大众传媒。
遗憾的是，这一确定的方针迟迟不能在版面上体现，以致失去了多次冲击市场的机会，失去了多次向新闻管理部门展示自身特色的机会，失去了多次向广告市场展示自身市场功能的机会，而留给市场和读者的印象是：丰富——可读——定位游移。
五、《信报》运营
崔恩卿对《信报》的总体运营设计了三个要领。第一个是“团队办报办给大众”。这是针对信报当时队伍的现状提出的。信报的创办初期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只能依靠团队来办报。这也是信报最初提出“娱闻入目”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是“画龙点睛，冲击有术”。在报纸冲击力方面崔恩卿和当年的《北京青年报》可谓开了先河，当年《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报道钢琴家克莱德曼来北京演出时，采取了非常大胆的反潮流行为，封面第一版从头到尾一个大照片，是克莱德曼的大头像，翻过来整版是介绍克莱德曼的八千字长文。克莱德曼到北京时，报纸也印出来，他在这个报纸上签名，成了音乐会的分发的传单。这个颇具创意行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崔恩卿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策划，首先这是新闻，其次他把新闻和策划很好结合起来。这种思路延续到他在《信报》提出的“画龙点睛，冲击有术”。
第三是“四轮驱动，诚信双赢”。在执掌《信报》的过程中，崔恩卿的报业经营思想又得到了新的完善和发展，他提出了有名的“四轮驱动”理论，认为报业有四个轮子：采编、广告、发行和策划活动。“四轮驱动”成为了《信报》的指导思想，《信报》一直在采编、广告、发行这三个方面追求一种平衡、稳健的发展，而“策划活动”这第四个轮子，更成了《信报》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信报》在创刊三年来精心策划了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活动，比如《信报》曾做过一个“万名的哥免费体检”的策划活动。免费给的哥体检，是一件带有公益性的好事，也可以通过“的哥”的人际传播把报纸品牌传播出去，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这些活动既使报纸扩大影响、树立品牌效应，又通过社会活动和读者和广告客户建立了深入的关系。这是一种低成本推进的方式。可以说，这第四个轮子，把前面三个轮子串联并带动起来，使报纸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9节 《北京娱乐信报》的迅猛发展
《北京娱乐信报》以690万元的前期投入在北京创办了一份需要5000万投入的都市报纸，业界和学界都认为是一个奇迹。2003年10月20日，由北京记协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持的“信报现象与都市报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从2003年９月开始，清华大学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中心对《信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跟踪研究，对《信报》三年内在京城都市报市场迅速取得较大市场份额和广告额迅速扩大的骄人业绩、报社企业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学界和业界的专家们，对《信报》的迅速崛起给予了高度评价。
《信报》从一开始创办就面临着市场和资金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信报》的资金非常紧缺，一方面北京报业市场强手如林。2001年5月28日，《京华时报》创刊，它以5000万元的投资、大规模的前期宣传、强大的发行网络强势进入北京都市报市场，给刚创刊不久的《信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挤压和市场挤压。
在此不利情势下，崔恩卿等《信报》的决策层采取了稳步发展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灵活的战术操作。创刊初期，决策层就制定了“三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一年赢”，低起点，周三刊，发行达到8万左右，当年月广告收入过100万元，从而赢得市场，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二年平”，周五刊，发行达到20万，月广告收入过200万，实现盈亏平衡，进入主流媒体行列；“三年大发展”，周七刊，发行达到40万份，月广告收入过600万，实现盈利，成为受关注、有影响的媒体。在具体操作上，他们把战略目标细化成切实可行的若干阶段性目标，并分解为各个部门的量化指标，采取积极稳妥的实施步骤。
《信报》创刊初期，启动资金690万很快就花完，原商定的后续资金由于情况有变不能到位，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崔恩卿采用负债经营的策略开始了闯关，他以品牌经营为龙头，带动资本运营和广告经营，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再以收益推动品牌建设，滚动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先以周三刊32版实施低成本运营；采编上拼抢重大新闻，形成持续不断的报道热点，树立品牌形象；不断适应读者需求调整版面和报道形式扩大社会影响；策划一系列具有新闻亮点的报道活动，以赢得受众的关注与认可；强化发行、广告经营的助推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市场认可的效应。与此同时《信报》又利用品牌效应，积极协调处理与纸厂、印厂的关系，取得延迟付款的信任。2001年9月《信报》争取到广电集团2500万元的注资，终于渡过资金匮乏关。 崔恩卿在自己为此写的诗后自白说：“又是金秋。信报再度活跃在北京报业市场上，而且又有北京广电集团2500万元的资金注入，此举即是‘雪中送炭’，更是‘火上加油’。由此，信报真的开始了‘信天游’。
《信报》的崛起和崔恩卿个人的创业精神、事业心有紧密关系，他首先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凝聚起《信报》的人才团队，吸引了一大批有创业精神的人才。他对事业的执着和认真深得投资方的欣赏与敬佩，纸厂和印刷厂都对《信报》采取了先印报再付钱的优惠政策。这也可以看作他们对《信报》的一种长期风险投资，是崔恩卿在业界的信誉促成他们的合作。当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投资《信报》时，投资方要求的条件之一就是：崔恩卿担任《信报》的法人代表（社长）。可见，崔恩卿在投资方心中地位很高，他个人的精神和能量在《信报》的成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信报》的成功被视为“绝处求生”、“背水作战”，崔恩卿在《信报》创办初期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回忆这段经历自述道：“每天晚上一沾枕头，就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压了下来。而且这些压力只能我一个人承受，许多话在当时不能跟任何人说……确确实实夜不能寐。”崔恩卿这种创业精神感动了《信报》的员工，使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其他报纸高薪的诱惑下坚守自己的岗位和事业，也感动了《信报》的投资方，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过这样的观点，当一个经理人勤奋和认真，投资方才会把事业放心地委托给他经营，如果经理人懒散和缺乏责任感，就得不到投资者的信任。崔恩卿的事业心和创业精神是促成《信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认为，崔恩卿个人的声誉、影响、领导才能、办报理念、创业精神是《信报》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信报》是崔恩卿一个人的报纸。
宋建武认为，《信报》的办报经历是崔恩卿报业经营的又一个提升阶段，他用“与时俱进”来概括他的进步：
1。办报思路的进步。崔恩卿领导《信报》时的办报理念已经摒弃当初在北京青年报社的做法，不再走周刊、副刊的老路，直接把《信报》办成一份有特色的新闻纸。周刊、副刊重在追求可读性，在阅读匮乏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初）很有市场，在现在已经落伍了。现在的报纸不能光强调可读性，而是得使报纸上的资讯对读者有价值。
2。经营思路的进步。崔恩卿领导《信报》时把他以前提出的大经营观加以发展，提出了新的“四轮驱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更宏观的大经营观，适应了当前报业市场的实际情况。
3。敢于冲破观念的束缚。崔恩卿在领导《信报》时冲破了过去他办报观念上的不少束缚，比如过去他对融资问题非常谨慎，一直担忧资本的介入会对报纸形成控制；在领导《信报》时期，他突破了这种思想藩篱，积极促成融资的成功，为《信报》的跨越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以上三个方面都表明崔恩卿领导《信报》的经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第二章 王者归来第10节 崔恩卿离开信报
2004年10月19日的《北京娱乐信报》，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