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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敝校�47%也相信反基督现在就在地球上;45%相信基督将在他们有生之年回归。多数相信末日战争即将来临的人认为,自然灾难和传染病(例如艾滋病)是《圣经》所预言的堕落和混乱的表征'22'。倘若说末日战争故事里还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82%的美国人相信天堂的存在,63%认为他们很可能上天堂。只有1%相信自己会下地狱'23'。
我听到过不少评论家指出,尽管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争执不休,他们在基本态度和见解上还是相似多于不同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恰恰相反。60%的美国人说宗教之于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24',而在欧洲国家里,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即便在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波兰,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公众宣称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25'。在德国,只有21%的人说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而在英国,这一百分比跌到16%;在法国是14%;在捷克共和国,仅11%'26';在瑞典,这一数字甚至更低,10%;在丹麦,9%'27'。不仅欧洲如此。在韩国,只有25%的民众认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日本,只有12%的人认为自己是相当宗教化的'28'。半数美国人每周都去教堂,而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和丹麦,即便每个月才参加一次宗教仪式的人也还不到10%'29'。在整个西欧,近半数公众从不去教堂;在东欧,这个比例甚至更低'30'。
许多欧洲人不再信仰上帝。82%的美国人说上帝对他们十分重要,而近半数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人则说,上帝和他们了无干系'31'。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美国人的观点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与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国家则格格不入。
这是否算得上重要的差别呢?人们怎样看待世界以及如何在其中行动的方式乃是他们个人价值观的基础。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宗教价值观影响到我们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的方式。举例来说,美国人对善与恶之本质的看法就和我们的欧洲朋友们大相径庭。世界价值观调查要求各国被调查者在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中,选出他们认为最能反映自身态度的一种:“善恶之间有一条绝对的、清楚的分界线。这适用于所有场合、所有个人”;或者,“在善恶之间从来没有绝对的、清楚的分界线。善和恶完全有赖于我们当下的具体处境……”'32'多数欧洲人,甚至也包括加拿大人和日本人,选择的都是第二个回答,而美国人却更多倾向于选择第一种答案'33'。
由于我们怀有这种深深的宗教信念,相信善恶之间存在着绝对、可认知的分界线,不论任何情况都不会动摇,我们便倾向于把世界看做是善恶力量之间持续搏斗的战场。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向来似乎是一部道德英雄史诗的展开(至少部分如此),其中善恶势力相争不休。别的国家大概会把美国的军事干涉看成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认为美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首要的推动力量乃是一己私利和功利的攫取。或许如此。不过,至少在为战争寻找合法性而言,政府向美国公众兜售的却都是善对恶的斗争。冷战期间,美国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努力被看做是道德性的“十字军东征”,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冷战末期,里根总统将前苏联称作“邪恶帝国”。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道德罗盘转向流氓政权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9·11 袭击事件的守灵夜,乔治·W·布什总统把我们驱逐恐怖分子的努力称作伟大的“十字军东征”,藉此重振并凝聚美国人民。随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作“邪恶轴心”。尽管欧洲人对美国使用宗教语言来定义这场全球斗争有些迟疑,但白宫的修辞在美国的心脏地带还是找到了甘心接受的听众。
《欧洲梦》 第一部分上帝的选民(3)
我们是上帝选民的信念使美国人成为整个世界上最爱国的人民。全国公众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国民的国家自豪感方面,美国在二十三个国家中名列榜首'34'。72%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自豪'35'。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敢夸耀这样的自豪感。在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丹麦——里,只有不到半数的百姓“对他们的国民身份感到‘非常自豪’”'36'。鉴于美国人的爱国热忱,以下这一事实便无足惊讶了:根据盖洛普(Gallup)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利坚儿女比其他三十个国家的公民更乐意为祖国战斗'37'。
看着美国人的爱国热忱及民族自豪感,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优越感,欧洲人的眼神里不无惊讶和警觉。60%的美国人相信,“我们的民族并非完美无缺,但我们的文化的确较他人优越。”'38'形成对比的是,只有37%的英国人、40%的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较他人优越'39'。令人吃惊的是,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国人相信自己的文化比他人优越'40'。
更令欧洲人关注的是,美国人相信其他所有人都应当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根据佩尤(Pew)全球态度调查计划,79%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思想和习俗传播遍整个世界,这是件好事情”;但只有不到40%的欧洲人赞成美国思想和习俗的传播'41'。
最有趣的是,这些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观念的调查表明,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中,民族自豪感都一代比一代衰落。唯有美国例外。美国年轻人以压倒性的98%报告说,他们对自己的国民身份感到自豪;相比之下,英国年轻人只有58%,德国年轻人65%'42'。大多数美国人把这些数据看做是共和国活力的积极标志。许多欧洲人却怀疑,美国是否迷失在过去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忠于国家”对定义个人和集体身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削弱;美国人依然如此热忱地崇尚传统民族国家政治模型,这一事实将我们彻底摆在了传统的地域政治阵营里,但却难以被称作是走在新的全球意识之前沿。
只要美国人仍旧在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仍旧把我们自己看做是被选的民族,受到上帝的看护和庇佑,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就不大可能会落潮。我并不想说民族主义情感已经退出了世界舞台。但是,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即:事实上对每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人们表达信念、信仰或实现抱负的唯一平台。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欧洲梦就是在全球化时代率先浮现的跨国界梦想。如果说在欧洲,民族自豪感正在衰退,这并非因为欧洲人不再依恋他们的国家,而更应该说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忠诚如今已经伸展到了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外,包容进一种更丰富、更深层的情感,即深深的交融感。
美国人将很难调整自己去适应一个没有界限的世界,其中充满联系和流动,每个人通过网络联系日益密切,为个人和集体的福祉而相互依赖。在这样一个排他性逐步让位于包容性的世界里,美国人却感到自己是特殊的、是上帝的选民,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难道上帝真的特别眷顾他所创造的整个地球上的北美洲的这一部分,而冷落其余吗?欧洲人大概会觉得这种想法颇为荒谬,但是,相信我:许多美国人可是继续对我们被上帝选中的特殊地位深信不疑。倘若我们要放弃这种信念,或者哪怕对它的真实性有所怀疑,我们对自己、对美国梦的信念就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打击。美国的运动员、名流、政治领导人和商人在接受电视采访时都常说:不论他们克服了怎样的厄运,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或者享受着怎样的成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上帝的恩典。我还没听到任何一个欧洲体育明星、名人或政治领导人发表过类似的声明。
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每个移民都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感召才前来美利坚的——大多数都不是。尽管有些人落地生根后便皈依了宗教,但仍然有许多人没有皈依,却同样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有比例可观的美国少数派谈不上有多少宗教信仰,但依然认同美国梦。这是因为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历程里,上帝选民的观念已经弥漫在美国文化之中,以至于它多少脱离了最初的宗教根源,成为美国国民心理的一部分。
无论信仰宗教与否,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我们在诸多民族与人民间享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信念何以如此重要?欧洲人并无上帝选民之感受,但似乎依然能够在世间阔步前进。然而,这就是差别所在。欧洲人常常问我,美国人何以总是对自己的前途如此乐观。很大程度上,正是上帝选民的观念使得我们美国人成为这类永远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对自己命定的伟大深信不疑——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这使我们比其他人更乐意冒险,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受到关注,得到庇佑,并注定成功。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工作伦理的萎缩(1)
美国工作伦理的萎缩
尽管上帝选民的观念赋予美国人某种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有所成就,但是美国梦里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舍此则不足以塑造如此有力的未来图景。如果说约翰·温斯洛普代表了美国梦的精神侧面,那么,为它提供实用指导原则的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富兰克林心目中的美国未来前景乃是从欧洲启蒙主义那里汲取灵感,故而强调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市场里的个人私利。展望美国原始的荒野,富兰克林看到的是广阔的未曾开发的资源,可供驯化并变成生产力。他把美国的前景看成是探索某种科学技术的巨大实验室。在他的概念里,美国梦意味着一个富于创造性天才的民族,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并拓展市场的边界。和神圣相比,富兰克林更喜欢功利;他梦想着创造丰饶的物质,而非将自身托付给永恒的救赎。他的美国将由一群以实用性技术为基础的勤奋的人民所组成。
倘若温斯洛普提供了救赎之路,那么富兰克林就指出了自我完善之途。每一个启示之举都被开拓者们赋予了一份功利主义的理性意味,这使得美国人既是最热忱的宗教信徒,同时又是地球上各民族中最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葆有这种品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激进地宣称: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此,富兰克林笃信不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曾经提出过人民可能有追求他们自己幸福的权利。那么,一个人怎样努力才能获得幸福呢?富兰克林深信,得到幸福唯有靠不断的自我完善——亦即,成就一番事业。
因此,美国梦将两条表面上水火不容的伟大的欧洲传统熔铸为一,激发人们想像出一种臻于有史以来空前强大地步的人类力量。美国梦的部分注意力始终关注天堂和永恒的拯救,另一部分则关注自然力及市场的吸引力。宗教热忱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奇特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起初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地区,后来则表现在不论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