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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抨击“美利坚帝国”，指责它为困扰社会的万恶之源。有些人甚至转向了恐怖主义活动，徒劳地指望着这种制度崩溃。
然而在这一切纷纭之中，归根结底，我认识的每一个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内心深处都相信：倘若有什么根本的变动要发生的话，它们也将是从美利坚开始扩展到世界的其余地区。那是因为，即便是在我们拒绝信仰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也依旧信仰着美国精神——对美国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不懈信念。尽管我那些参与“运动”的朋友们没有谁会敢于坦白这一点，但我们都保留着独一无二的美国意识，即：只要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愿望和决心来进行改变，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就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欧洲年轻人的信心远不如我们坚定，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能改变点什么。他们参与政治的动力是反抗而非改革。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局势已然改变。我们曾经有过的打抱不平、如何济世的情感，大多数都未能在美国生根、结果。不错，我们有相当多的公共利益团体，它们所倡导的每一种观念和事业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两代人之前，在少数族裔居住区及大学校园涌动的渴望里。然而，奇怪的是，正是在欧洲，60年代一辈人的情感升华为生活中勇敢的崭新试验——年轻时候的我们还只是模糊地感知到它的剪影轮廓。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2）
人们可以指出为什么欧洲似乎正在率先进入新时代的许多条原因。但在所有可能的解释里，有一条最为关键，那就是我们所珍爱的美国梦本身——它一度是世界所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导致美国身陷僵局。美国梦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过度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很少注目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它是一个陈年旧梦，浸透着早已萎谢的开拓意识。而当美国精神正在“过去”之中疲倦枯萎之时，一个崭新的欧洲梦却正在诞生。这个梦想更好地适应着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它允诺将人性提升为全球意识，以同一个日益彼此关联的全球化社会合拍。
欧洲梦注重群体关系而非个体自治，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生活质量而非只是财富积累，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欧洲梦正处在后现代与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并提供了衔接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后现代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现代的黄昏——一个对现代的种种缺陷盖棺论定的时期。倘若60年代一辈人的抗议和试验有双重目的，即打破束缚人类精神的旧边界以及检验崭新现实的话，那么它就以后现代的思考形式为自己找到了思想的同盟。
后现代主义者们质问世界何以被禁锢在死亡之歌当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欧洲建起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设立羁留营？我们何以最终陷入一个贫富史无前例地两极分化的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女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都遭到歧视，或者更糟，受到奴役？为什么我们要毁灭环境、毒化生物圈？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断欺压其他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和镇压来追逐霸权？人类何以逐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深度游戏感，而陷入机器式的单调劳作，甚至将无休止的工作当成了人类存在的定义本身？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物质主义（materialism）替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而“消费”一词也从贬义摇身变为褒义＇1＇？
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本身视为罪恶之源。他们将世界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他们认为是现代思想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之上。特别受到指摘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无限制物质进步的梦想，正如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受到指责一样。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可认识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善性——这些观念被过于教条地理解，存在着历史性的偏见，并且没有纳入对人类生存状况和历史终结的多视角、多观点的思考中。
新一代学者十分警惕统摄性的宏大叙述以及试图创造出人类行为统一化前景的偏执乌托邦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辩论道，通过将人性禁锢在思考世界的“唯一正道”上，现代思想蔑视其他一切观点，并且归根结底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当权者——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断利用这些元叙述（meta…narrative）来压抑和控制人民。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现代思想被利用来证明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冒险活动的合法性，它将人民彼此隔离开，使他们处于对统治力量有利的状况之中。
60年代一辈人所反抗的正是这些网罗万象的宏伟蓝图，以及限定人们如何在此世生活、行动的偏执乌托邦观念。后现代主义者为这种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叙述方式。后现代社会学强调多元主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并非唯一的理想王国，而毋宁说是各种文化试验的杂烩，每一种都各具价值。
后现代主义者投身于一场扫荡现代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斗争中，甚至否认将历史看做救赎传奇的观念。最终，后现代解构运动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砾，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无政府世界”，其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样可靠、同样值得认可。
倘若说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解放了其中的囚徒，那么他们给这些被解放的囚徒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去之处。我们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者，漫游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上，在绝望的寻觅中，模糊地渴望着某种值得依恋、值得信仰之物。尽管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范畴的束缚，我们每个人却被迫因此寻觅自己的道路——在一个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甚至比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网罗万象的世界更加危险。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3）
后现代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称为“美国核心”的观念中获得显著的一席之地。它向来在欧洲更具影响力。过半数的美国人是热忱的宗教信徒——信教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的民族——而他们根本就不买所谓“相对主义世界”的账。美国的宗教信徒依旧相信事物具有恢宏的发展构架，并且每天虔诚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美国非信徒中的多数人尽管并不相信包罗万象的宗教指涉框架，却基本上相信另一种网罗万象的社会蓝图——将历史视为稳定、不可逆转的物质进步的启蒙观念。不过，在美国也有第三种群体，只是人数较少，主要由激进、反主流文化的60年代一辈人以及他们成年的后辈组成。他们对后现代性感觉要自在得多。在他们看来，组成世界的并非绝对价值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相对价值和变动的选择。总体而言，他们较为容忍其他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
政治分析家将美国人分为红色与蓝色两个文化阵营，前者反映了美国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宗教价值观，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意调查显示，红色人群在地理上集中于美国的东南部、中西部、牧区、落基山脉一带以及西南部，而蓝色人群则更多地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北端及西海岸一带。
尽管民意调查不失为一种分析选民倾向的方便快捷的方法，但它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多数美国人，不论是红色人群还是蓝色人群，都认可一种浸透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美国式生活。甚至对其他视角和观点有较大宽容度的蓝色人群，也倾向于相信人类旅程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此世生活有惟一的正道。
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更加热衷于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并接受后现代的发展方向。这种意愿很大程度上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破坏，以及他们心头萦绕的幽灵：由于对乌托邦幻象和意识形态的盲目信仰，1945 年，整片大陆几成废墟。
可以理解的是，欧洲知识分子会成为反对现代性计划的领军人物。他们急于确认旧的信条不会再一次将他们带往毁灭之路。对元叙述进行预警式的攻击使他们捍卫文化多元主义，并逐渐走向捍卫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之途。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是以多元视角对抗教条主义的单一指涉框架之途。权利实现计划进一步拓宽了对单一视角的攻击。“普遍人权”及“自然界权利”导致承认每个人的故事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而地球本身就值得关怀。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逻辑开始遭遇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对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元叙述。“普遍”（Universal，或译“共性”）意为某种每个人都认可并接受的基本的不可或缺之物。不知不觉，后现代主义者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因为他们承认至少有这样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同意的普遍观念，即：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自然界值得受到尊重和关怀。
欧洲梦便开始于后现代主义力不从心之处。剥笋见髓，欧洲梦乃是一种创造崭新历史构架的努力，这一构架既能将个人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旧轭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将人类与一个新的共享的故事相连，这个故事穿着普遍人权和自然界内在权利的霓裳——即我们所谓的全球意识。这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入全球时代的梦想。简而言之，欧洲梦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近来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着对“历史的终结”问题的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市场导向的民主已经获得了胜利，未来也不大可能被其他模式所代替。尽管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多少有点幼稚，但却显示出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偏见：他们假定历史不过是竞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的斗争，争论的对象是资源应当如何被利用、进入生产，资本和财产应当如何被控制、被分配，以及人民应当如何被统治。对某些人来说，强调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的美国梦，的确代表了对历史终结的终极表述。
新的欧洲梦是强大的，因为它敢于提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其所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成为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