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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提到，对日和平条约的１４条第ａ项规定了“一般性的赔偿支付义务”以及“没收在外财产”。在最初的条约草案中，美国曾主张“无赔偿义务”，但由于菲律宾等国的强烈抗议，只有一般性的赔偿义务被规定了下来，采取了具体问题通过两国间的协议来解决的方式。而且，在同一条款中附有以下保留性的说明“（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具有履行所有的赔偿其他债务的能力是得到公认的”。
日本予以正式赔偿的国家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越南，还有韩国（准赔偿）等支付总额为６，６３８亿日元。并且，据日本政府估计在外财产的损失为３，２５０亿日元，如将两者合计，对外支付约为１万亿日元。而且，日本的财政部声称“进入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总的说来，有了支付赔偿的余力了”〔《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１），１９８４年〕。外务省认为“作为赔偿，提供出口困难的工厂设备以及从未出口过的资产，培养‘感情’，为将来的交易打好基础，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日本的赔偿》１９６３年）。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条约的１１条是“接受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军人抚恤所依据的是日本的抚恤法，其中规定“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是超过３年的刑罚或是被处以监禁的”，“抚恤获得权利被取消”。但是，在战争审判中被处以以上刑罚者则照样在享受抚恤。对外虽是“接受”，在国内却是“否定”了。
中曾根首相曾发出如此的豪言，正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对“战后政治总决算”。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他终于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军人抚恤金的支付上所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犯罪的否定，与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有深切的关联的。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冷战结束以后
在战后４０周年的时候，与中曾根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形成意想不到的对照的是，３个月前西德总统瓦茨捷克所作的“无视过去者也不可能会正视现在”的著名纪念演讲。过去两国之间曾结为同盟，４０周年之后，两国首脑的态度却形成了极大的对照。
战后，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日元和马克作为国际上的坚挺货币已是众所公认的。但是，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两国是完全不同的。
在东西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遭受日本侵略最为惨重的两个国家——朝鲜和中国，都处于国家被分裂的状态，日本得以享受其过去没有怎么被加以追究的渔翁之利。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一张大伞的保护下，日本只要履行作为忠实的伙伴的职责，在国际社会中就不会感到特别的不便。经济上，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提供的“特需”这一有利条件，日本的复兴顺利地得以进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以实现。
作为冷战的结果，德国被一分为二，西德是在周围欧洲邻国的严厉监督下走过战后复兴的。也许只有对法西斯德国的过去进行深刻反省，才可能在欧洲得到立足之地吧。战后的日本果真意识到亚洲国家也在监督自己吗？
以中曾根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所引起的“意外”的抗议为源，日本终于逐渐认识到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与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本来，在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问题上就应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的忽视导致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出现。
１９８６年以后的每年８月，日本的市民运动的参加者都要将亚洲各地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召开倾听历史证言的集会，这可以说是人们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一种表现。从中国来的证人关于强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等证言，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论人们乐意与否，１９８９年１月的昭和天皇之死，成了一个必须对“战争”加以思考的时机。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对战争期间被强制拘留的日本人进行谢罪和赔偿也是这一时期。另外，柏林墙被拆除，德国的统一也得以实现。
海湾战争的爆发在日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余波。一方面，对于日本是否应派现在的军队——自卫队到海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过去军队所犯下的种种至今仍未得以解决的罪行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过去在和平条约中被认为“不堪重负”的日本经济实力，如今发展到在海湾战争中已可提供１３０亿美元（当时约１６，０００亿日元）的程度了。
战后５０多年过去了，今天，在日本，谈到战争的时候，广岛、长崎已带有某种“神圣”的感觉，如今是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剧发生”加以深思的时候了。在冷战的体制下，日本一直囿于独自形成的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内视历史观。例如，刊登有每年８月１５日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内容的《政府广报》都有以下的记载：“对在先前的大战中，殉难于海内外的３００余万英灵致以真诚的悼念之意……”３００余万是日本一方的死者数字，对于约是其１０倍的亚洲的受难者却没有悼念之意。
但是，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加以严厉批判的势力正不断增长，只有纠正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使已故周恩来总理教导我们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产生实效吧！
“花冈和解”的来龙去脉
（日本） 龙谷大学教授 田中宏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强掳中国人到日本
在中日民间友好活动中，“花冈”这个地名是与“惨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地方位于日本的东北地区。强掳中国人到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犯下的许许多多的罪行之一。
当日本的侵略活动从中国扩大到全亚洲的时候，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东条内阁接受企业的请求，为了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制定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件》的内阁决议。于是，从中国强掳约４万人到日本，分散在１３５个作业点（矿山５４８％、土木建筑２６７％、港湾搬运１８５％）强制做苦工，结果有６，８３０人命丧他乡。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在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花冈町（现在的大馆市）发生的“花冈起义”，是强掳中国人的代表性事件。花冈矿山作业点，有９８６名中国人分３批被强制抓来此地（按出生地划分，山东省占总人数的５７６％，河北省占２４８％，河南省占１１２％）。“花冈起义”可以说是国民党军、八路军、农民等一起发动的。他们是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后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人大多都在同年年底前回到了中国。但是，花冈起义的组织者耿谆等人，为了在联合国设在横滨的乙丙级战犯法庭上作为指证日本战争罪行的证人而留下，暂未回国。该法庭于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对加害企业——鹿岛组（现在的鹿岛建设公司）的３名花冈工地监工判处绞刑，另１名监工判处无期徒刑，花冈当地的警察署２名负责人判处拘禁２０年（最后都被减刑，并没有执行死刑）。
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本放松了制裁，有关对强掳中国人的战犯追究结果只限在了花冈作业点的相关人员而已，对制定政策的日本政府的责任人和企业负责人的责任都没涉及到。由于美国松动了日本非军国主义化政策的执行，所以，在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死刑的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当时的皇太子，即现天皇的生日）执行死刑的次日，作为强掳中国人政策的制造者岸信介等其他甲级战犯就全都被释放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日本政府按照美国的旨意，于１９５２年４月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非法缔结了和平条约，尔后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
当时，中日间尚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从１９５３年开始，中国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打通了一条在中国的日本遗留者回国的渠道，开始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同时，日本国内方面也开始了送还遇难中国人遗骨的运动。到１９６４年止，先后分９批将遇难的中国人遗骨送还回国。这些遗骨大多都存放在位于天津水上公园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现在移到该公园的革命博物馆内）。在日本遗留者回国与送回遇难中国人遗骨的活动当中，中国红十字会的李德全女士１９５４年第一次访问日本。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公开信”
１９７２年９月，在《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国家间的赔偿）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对日本国内战争遗留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由１９８２年“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而引发的。中日两国间对历史认识的分歧，由于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进一步激化。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开馆，都是在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之后，１９８７年又在卢沟桥旁修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遗骨的挖掘、供奉、送还活动中，人们不会忘记在日本的华侨和在日本的朝鲜人金一秀先生（第一位发现花冈死难者的遗骨，并与华侨总会进行联系的人）以及位于东京浅草的“运行寺”主持菅原惠庆先生等人所做的工作。在花冈期盼中日友好的人们也亲自参加挖掘和送还死难的中国人遗骨的工作。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在众多人们的努力下建起了“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从战争结束４０周年的１９８５年开始，大馆市政府在每年的６月３０日（“花冈起义”纪念日）都举办纪念中国死难者的慰灵活动。
在卢沟桥事变５０周年的１９８７年，耿谆第一次访问日本并参加了６月３０日的慰灵活动。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１９８９年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筹备会）”。同年１２月“联谊会”向鹿岛建设公司（原鹿岛组）发出了第一封公开信，提出了以下３项要求：
（１）公开谢罪；（２）建纪念馆；（３）向每位受难者赔偿５００万日元。
自耿谆赴日本开始，由日本市民中有志之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团体——“强掳中国人问题思考会”。随后，在日本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以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为代表的声援花冈斗争的市民团体。“思考会”不断地努力收集有关强掳中国人到日本的相关资料，并成功地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寻找到了有关乙丙级战犯判决的记录，由此将被认为已不复存在的日本外务省在战后整理的《外务省报告书》挖掘了出来，而且还多次到中国对幸存者及遗属进行调查，查明了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的过程以及在日本被强制做苦工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坚持在每年６月３０日邀请几名幸存者及遗属参加在花冈当地举行的“中国人殉难者慰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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