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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留洋归来的女博士也发出警告：中国现在已经出版的尼采著作都是根据早已被国际学术界废止的旧版本译出的，远远无法显示尼采真正的魅力。
每一个关注自己精神家园建设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困惑与痛苦。我们可以简单地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迁徙，但显然不能轻易完成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其阻隔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大的阻力将是面对文化隔阂所产生的精神孤独。即使个体的人可以抗拒这种隔阂，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也绝不存在着可以寄希望于迁徙的整个民族的精神繁荣了。
当汤因比将因袭了古希腊文化基因的当代西方文化看作惟一日益昌盛的文化时，于其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便处于一种思想的海拔劣势，这种先天不足将使我们的学者走许多弯路。而人生如此短暂，对于每一个想在人类的精装史中留下自己业绩的学者来讲，任何一天的浪费都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还是那家权威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他说。
我完全理解这些学者对个人生命的重新界定，但是，如果都去做“实事”了，我们的海拔劣势便永远不可能改变了。
我仍在北京寻找着相对于我此前居住的城市更为智慧的生活，同时，我深深知道还有更为智慧的生活离我很远，这只能使我更加努力地完善自己生活中的智慧。其实，属于智慧的东西是永无止境的，智慧的生活永远没有极限。有时便想，日积月累，几代人的寻找，也许这座城市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精神化，最为智慧的城市，也未尝可知。
到北京三个月间，又有两个外地的朋友来这里闯荡，来寻找更为智慧的生活……
（北京话题之三）心灵的居室
在北京拥有一套住房是多年来索绕我心头难解的情结。三年前最初动了移居北京的念头时，我的计划是先买下一套房子，再过来生活。因为我知道自己对环境的苛责态度，没有一种家的感觉，我无法进行深入的阅读与写作。
我在积攒着金钱，然而，在我的储蓄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北京的房价也在一天天上涨。既便是出版过多部畅销书的我，面对商品房高昂的售价也只有望楼兴叹，于是更深刻领悟到文人实在是物质上的弱者，不论我们自觉精神上多么富足。为了能够买到房子，我甚至写过专为挣钱的文字，虽然仅只一次，却也使我万分痛苦，有一种精神卖淫的感觉。
后来便接到一家刊物的进京邀请，老总主动提出为我租房子。想一想同样是有屋住，便带着妻子来了北京。
我错了。租的房子的感觉与自己的房子居住时的感觉相去迥异，不然也不会有那句“令居者有其屋”了。
房东是一对和蔼的老夫妻，房子处于市中心的二环路边，里面有全套的家具。但是，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我没有在这一小块领地中投入情感，这家具也不是我喜欢的色彩，它们与我有一种本能的隔阂，坐在屋里读书写作的时候，我的精神总难以进入状态。事实是我无法将那里当作家，每个周末都回天津，在投入了我生命印迹的空间去感觉身清气爽，阅读时思维敏捷，写作也文思流畅。
但毕竟还想长住北京，于是满脑子都是买房的事，做过各种尝试，合法的与非法的，看过这座城市各个方向的商品房，不是我挑剔它们的位置，便是它们不满意我口袋里的钞票。曾萌动过再去写挣钱文字的念头，一想到曾体验过的痛楚，便敬而远之了。我到这座城市原本便是来寻找一种更为精神化的生活，怎么可能先让自己的精神受伤呢？
我相信，对于每一个移居京城的外地人来讲，最大的难题便是房子。人是有家的动物，没有家的人找不到那种怡然、安适、快慰的心理体验。天津一位朋友也追随我来到北京，混了半个月便回去了，最大的障碍便是没有房子。我们距离不计肉体痛楚，旦问精神富足的境界已经太远了，人不先给自己的肉体找到安逸，便难觅精神的安逸，精神不安逸，肉体又怎么能真的安逸呢？于是，只有逃避。
我却无法选择逃避。别无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逼迫我在那不是家的家里寻找家的感觉，做着种种尝试。
买来一套全新的家具，是自己喜爱的色彩和样式；将天津家中的电脑搬来，字台上摆出跟随自己多年的几件小工艺品；铺上地毯、挂上油画，营造一种温馨……我改变着居室的环境，培养家的氛围。当一切都按我的意愿重新调整后，那租来的居室的陌生感没有了，我在其中投入了自己的情感，营造出一个心理场，让我的精神和肉体寄居其中。最得意的安排竟是一个三十几元买来的多用灯，可以立在案头，也可以夹到床柱上，满足我临睡前的阅读习惯。
这一切真的做到了，我在北京有了一个家。我发现，这比想像的要容易许多。
文人是需要一个环绕着自己的场的，天津的居室曾是我最好的场，带给我精神的快乐。迁居破坏了我身边的场，而我此前的错误在于，过分关注物理场对心理场的影响，偏执地认定不买到自己的房子便无法拥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家便不可能进行精神的劳作。却忽视了，心理场也是可以帮助建立物理场的，甚至可以改变物理的能量，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至少在这里有一定的意义。
买房仍是一个梦，但已经不急迫了。我想，当我告别这处租来的居室时，一定也将有所留恋。
写这文字的时候忽发奇想，也许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打定主意让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它要通过房子完成一次考验，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中国化的文人，能否在恶劣的物理场中建立自己的心理场。如果你连这都无法做到，是否留在这座城市便也无关紧要了，因为你没有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文人必备的某种素质的考核。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耗尽一生在寻觅的，不过是一间心灵的居室。
第二编 生命私家车的诱惑
在北京，如果你有幸被划入中等偏高收入阶层而未拥有自己的汽车，会被看作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再于远郊购置了公寓，而仍无私车，便更不可理喻了。
这是一个崇尚汽车的城市。
到北京一年后，我终于在昌平县的小汤山买下了一套公寓，那以后，几乎每个人再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你的车呢？”
如果我说，我一直存有一份拒绝汽车的心，则很可能让人觉得造作。
其实，拒绝汽车与拒绝电视不同。后者在维护作为一个文人的理想，而前者仅基于经济的考虑。
原本是一个最笨拙于计算的人，却算了一笔自认为精彩的好账：一辆中档卧车，购车款以20万元计，如存在银行或股市，每年应该有2万元的收入。买了车，不仅少了2万元，每年养路费、保险费、汽油费等等，至少还要花8000元，更何况，汽车本身还在耗损，以使用20年计算，平均每年又损失1万元。而如果不购车，一年节省三万八千元，对于主要在家中工作的我来讲，只需要一个零头便可以在一年间随意“打的”了。既省心，又方便。
于是声称自己一生都将不买汽车。
这决心开始动摇是搭了几次往返京津的便车之后，出这边的家门，进那边的家门，省了汽车、火车几次三番的倒换，肉体舒坦许多。但更多的还是精神上与往不同的感觉，很轻松，很自由。
我便紧紧抓住这种感觉，沿着它的触角伸展我的思想。于是，自觉悟出了一点人们崇尚汽车的潜意识根源。
这是一个自我意识增长的时代，私人空间的概念也不断强化着。人心的隔阂又与此相互滋长。只有处于私人空间，我们才感到最舒适、最安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只能是居室，所以我们渴望拥有更大更宽敞的居室，而如今，汽车将我们的居室延伸了，是我们活动着的私人空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够处于家中。
我们将车窗贴上黑色的罩膜，正是保护我们的私人空间不受窥探。我们在汽车里放置漂亮的座垫，舒适的靠垫，各种可爱的小玩具，甚至洒上几滴香水，正是在增加家的感觉。再优越一些，我们还会添置汽车电视、车载电话，乃至小的冰箱和酒柜，表面的舒适与享受后面，不正是对居家的模仿吗？
家，永远是人的最后港湾。
我又想自己何以急着倾家荡产地购房，而不愿租房居住。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租房显然更合算。但租来的房子总不是自己的，总难以培养出一种家的亲近感。同样，“打的”虽然比买自己的汽车合算，但交通的便捷仍无法把人从对家的渴望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方便、经济和实用，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抚。
经济、方便、实用是农业社会的消费标准，身处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舒适、隐秘、享受。一旦我们经济上有望满足自己的希求，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对其孜孜以求。
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看到一则售房广告，将宽大的居室称作“人本住宅”。住宅从产生之日起便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而今天如此堂而皇之地被标识于广告，是因为我们真的已处于一个人本的时代呢，还是人本仍是我们远不可及的理想，需要通过住宅的布局来自我安慰？
进住新房，经济上略宽松一些后，我自己竟也真的动了存钱买车的心思。仿佛不需要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事物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便要面对该阶段的问题。连自己也觉得，如果不考虑买车，是不自然的事情。这是一个汽车时代。
于是忍不住又胡思乱想了，除了需要汽车提供一个私人空间的亲近感外，我们是否也在受着某种趋势的操纵呢？
对物质的欲求与消费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场，这个场控制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整个社会，个体的人，许多时候是想逃也逃不脱的。当我们与现代消费距离遥远时，可以持一种清高的自识，一旦我们接近它，便不由自主地蠢蠢欲动了。一位学者曾对我说，现代社会中，不是需求决定了生产，而是生产左右着需求与消费。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社会的组成，共同使这个社会成为注重消费的社会。
当社会被一种运行规则左右之时，我们个人的精神世界又怎么可能不被一种规范左右呢？我于是忽发奇想：谁说这是一个不再有公共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更为顽强、公正的理想与道德，这便是——消费。
不知道是我们在使用着金钱，还是金钱将我们作为载体，通过“使用”我们，控制着这个世界？人的位置，已经让给了金钱。我们对汽车作为私人空间的渴望，不也正说明，我们的精神已经流离失所了吗？
人的精神，竟需要在自造的铁容器里滋养，我不知该做何种评判。
很多年前看到一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