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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亏得郑北京先生“异想天开”，在他那里“作文”居然是可以“爆破”的。我猜想，郑北京当老师之前，一定是工兵连的一名优秀士兵。当了老师之后，他依然将学生的“作文”教育等同于士兵的“排雷”训练。我猜想，“爆破”这个词郑北京他挖空心思想出来吸引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据说，今天讲究“眼球经济”——在广告业中，谁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谁就算是取得了成功。那么，郑北京先生使用的广告术语显然是成功的：在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中，“爆破作文”倒也让人耳目一新。
的确，在今天的校园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写作文是一件最痛苦不过的事情。我的一个小侄儿就曾经对我说，他宁愿演算一百道数学题，也不愿写一篇作文。学生们为什么会视写作文如受刑和吃药、以至于一听说要写作文就“两股战栗，几欲先走”呢？在我看来，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在作文中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没有体验到母语的美。长期以来，老师都在教孩子们在作文中说假话、说谎话、说空话和套话。作文与现实人生不仅不是交融的，而且是对立的。说假话、谎话、空话和套话，对于纯真的孩子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难受的事情吗（许多成人则已经习惯了）？但是，高考要考作文，谁也躲不开。面对这个让大家都感到头痛的难题，如果谁能提供一个瞬间就达到“爆破”的速成方法，学生们岂不要高呼万岁？
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人没有翅膀，即使鸟儿向人类讲述飞翔的感觉，人又怎能体会到呢？同样的道理，写作完全要靠自己长期的积累、思考、实践和摸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写作的难题决不可能用“爆破”的方法来解决。写作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在写作能力的背后，还有语言能力、观察能力、思想能力等等。正如胖子不是一天就能吃成的，文章也不可能在几天或几个课时里就能写好。作文跟数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作文没有“定理”和“模式”，无法“按图索骥”；而数学题尽管千变万化，但百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可以还原为几个最简单的公式和定理。我从来没有寻找过什么写作捷径，我费的是全部是“笨功夫”——对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持之以恒地写日记以及不断地“异想天开”，久而久之文字功底才扎实地奠定起来。之后，还要有情感表达方式的选择和思想观点的锤炼。当年，在走进高考的考场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行文”、“快速修改”之类的训练，我依然轻轻松松地完成了考场的作文。而且，我的考场作文是当年四川省数十万份考卷中仅有的几篇满分作文之一。那些接受过郑北京的“爆破作文”训练的学生，作文真的就能够写得比我还好吗？我很是怀疑。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那些讲述“速成”的“作文作法”和“文坛登龙术”的书籍，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读着郑北京先生打出的“暑期作文班”的广告，我在一笑之余，又感到十分愤怒：用一堆垃圾来骗取孩子（其实是家长）的钱，这样的行为比起当街明火执仗的抢劫来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行为之恶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北京所“总结”的一大堆口诀，不仅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作用，反而会让孩子们陷入更大的混乱和迷惑之中。郑北京戴着“发明家”的大帽子，干的却是极其卑劣无耻的勾当。我不相信经过他的“爆破训练”，孩子的写作水准就能够直线上升。真能如此，郑先生还可以继续开办一家专门生产“作家”的加工厂，更能让财源滚滚来。然而，郑北京先生真有教别人写作文的资格吗？我愿意跟郑北京先生来一场“作文擂台赛”。我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本人也未必能够写出一篇文从字顺的作文来，更不必说这篇文章要有思想、有真情了。
郑北京先生的小把戏，趁早可以休矣。郑北京固然可恶，刊登广告的《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公然刊登虚假广告吗？虽然按照广告法的规定来判断，刊登这类广告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属于“打擦边球”。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发行量巨大、广告费用昂贵的媒体上发布广告，足以说明郑先生已经捞到了大笔的不义之财，他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他需要在媒体的吹捧之下进行新一轮的“腾飞”了。对此，我不禁要追问：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媒体是否应当出卖起码的良知和基本的真实呢？在我看来，《北京青年报》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助纣为虐。
除了郑北京的“爆破训练”之外，最近市场上还推出了所谓的“快速作文软件”，该软件的发明者比起郑北京来又更上了一层楼。据说只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字眼，比如“描写老师”，在几秒钟之内，一篇中规中距的描写老师的作文就像流水一样流淌出来了。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最恶劣的事情，只有更恶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锦州市某小学生在饭店里设生日宴，专门宴请班上“中层”以上的班干部；长沙市一个小学生当上了管七个人的“小组长”，被“手下”请吃肯德基；北京市某小学的老师，因为要求任命自己的孩子当干部的家长太多，干脆任命两套班子，每隔一周轮换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则则的消息时，不禁感叹：“官”的威力，已经由“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成人世界，蔓延到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之中。
长沙市那位学生的父母特意跟到肯德基店去，悄悄观察女儿如何接受宴请。只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正在给女儿敬饮料，一个个“组长、组长”甜甜地叫个不停。女儿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矜持地接受同伴们的碰杯，完全就是一副了不起的“领导人”的气派。小女孩那种陶醉的快乐，不亚于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领导。回到家里，女儿神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说：“当上小组长好处可多了，她们会送我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原来我给组长、班长送玩具一样。”大有“想不到我也有今天”的英雄气概。后来，这个女孩的父母去询问另外的几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款待小组长呢？”这几个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还没世故到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地步，她们都抢着回答说：“小组长管收发作业和考勤等，权力可大哩。平时我们跟组长搞好关系，关键时候就她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既然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如此地迷恋权力，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朝拜和阅兵的伟大领袖的心态。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我不妨再引用一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孩童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班干部”到成人世界中的最高领袖，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人性固有的缺陷无法抵抗权力的侵蚀。在一个权力被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价值与他的创造力无关，而只能由权力来界定。获得权力之后，不仅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乃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能够肆无忌弹地去干涉、左右别人的生活，以无权力者为奴隶。鲁迅在《阿Q正传》在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权力的理解，那就是将赵太爷家的大床般到土谷祠里，那就是“想要谁就是谁”——不仅是吴妈，连小尼姑也不放过。所以，他会拥护“革命”，“革命”能够给他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地位。阿Q这一人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写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活着的阿Q。我们这个民族患上了严重“权力饥渴症”，权力成为我们最执著的信仰。
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以取而代之”。此后，“刘项见始皇”便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条件反射”。大家都在做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帝王梦。当帝王不得，则退而求其次，做“升官发财梦”。数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终极意义都寄托在“当官”这两个字上，中国知识分子读完四书五经之后也只记得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年，范进梦寐以求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屡试屡败，穷困潦倒。连岳父胡屠夫也瞧不起他。最后，当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顿时就高兴疯了。为什么他会乐极生悲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举”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自己一步就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从一个无权者蜕变成了一个有权者。于是，昔日飞扬跋扈的胡屠父顿时在“文曲星”女婿面前吓得抬不起头来。我在《儒林外史》中真切地看到，一套冷酷而腐败的官僚制度，如何一点点地吞噬掉人的尊严和品格、如何一点点地将卑鄙和阴险等邪恶的东西塞进人的心灵。然而，就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儒林外史》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学者波斯特曼在《童心的泯灭》中写道：“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消息都更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显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灵状态比波斯特曼所描述的要可怕的多：中国的孩子已经不仅仅是“早熟”的问题，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成人世界扭曲的“游戏规则”，他们主动迎合官僚制度的“话语规则”。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们孩子们也在精心地建构着他们的“准官僚”体系。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最糟糕的一种“建制”就是数十年一贯的“班干部”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循环和交易圈”，人为地在平等的孩子们当中制造了不平等。一大批从小就官气十足的孩子脱颖而出。从小学到大学，这部分“准官僚”逐渐掌握了权谋术和厚黑学，成为“人上人”。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从来就没有“班干部”这一说法。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生命个体，每个学生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定。诸如收发作业、记录考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大家轮流来分担。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从来不会由某人固定地占据和享有。在学校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管人”、“人压迫人”、“人监督人”、“人讨好人”、“人嫉妒人”，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伸展，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呵护。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从小就被根植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随着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