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望着孩子走下山去绕过谷底，消失在另一座山后，那“望子石”的姿态也永远留在人子心底。
余超英重视乡亲，经常招待朋友乡亲在家吃饭，有时候亲友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范我存嫁入余家后，对温婉贤淑的婆婆很心疼。提起婆婆的早逝，她曾语带埋怨地说：“那年端午，天气很热，公公又请了很多人在家吃饭。婆婆累了一天，后来草草地吃了些剩菜，又吃了冰西瓜，第二天肠胃就不舒服，肚子痛了好几天。我陪她去照片子，医生说是胰腺癌转为肠癌，住院后不久就过世了。”
范我存回忆，余父好客，爱热闹，实在累坏了余母。在还没有电话的年代，余父经常在未先预告的情况下，一下子带回四五个人回家吃饭。还有永春那些同乡，有人退伍找不到工作，就住在余家，由余母张罗一切。余父是个一介不取的公务员，家中经济来源固定，所以余母就在后院种菜、养鸡，聊以自力克难。
余母很瘦，身体一直不硬朗。也许是强大的爱心使然，她硬撑着。有几次她已入睡了，余父半夜带朋友回家，还会叫她起床去张罗宵夜。范我存不忍，后来就劝阻公公说：“巷口就有卖馄饨的，买回来吃不就得了吗？婆婆已经睡下了，就别叫醒她了。”
孙秀君住院，正逢范我存初次怀孕，挺着大肚子，也不便在医院进进出出。家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为了迎接新生命而兴奋，一方面却为住院的病人感到忧伤。
与父母亲于台北同安街。1951年2月。
6月10日，范我存在内江街的一间妇产科医院分娩，产下了长女珊珊。余光中初为人父，满心欣喜，一个人去巷口吃了烧饼油条，算是庆祝。他还为珊珊逐日写日记，记下珊珊每天的成长和变化。珊珊提起这件事，眼中闪闪发光地说：“她们（指妹妹们）出生都没有，爸爸后来太忙，就不记日记了。”
珊珊满月前六天，余母却抵不住癌细胞的侵蚀，病逝在台大医院，来不及看孙女一眼。生平只有一个独子，其实这无缘的祖母最渴望家里有个女孩。珊珊之名即暗寓“姗姗来迟”之恨。余光中在哀伤和混乱中办完母亲的后事，含泪写下《招魂的短笛》：
小小的骨灰盒梦寐在落地窗畔，
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
归来啊，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
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
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
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
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
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
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
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劬劳一生的孙秀君，一辈子付出绵绵的爱，对丈夫，对儿子，无怨无悔永无止境地牺牲，还来不及抱第一个孙女，就离开了人世。她逝于7月4日；那年，她才53岁。所以每年美国国庆，余光中的心情却是哀沉。年来年去，他为亡母写了许多追思的诗。直到64岁，他还写了一题三首的组诗《母难日》。70岁庆生的“重九的午后”朗诵会上，他更亲诵此诗。
以现代眼光来看，余超英是很传统的丈夫、父亲。受过教育的孙秀君也是传统的贤妻良母，鹣鲽感情笃厚。孙秀君临终前，放不下心的还是丈夫，再三叮嘱儿子要好好照顾父亲，并且央求孙静华——范我存的母亲，一定要搬来余家同住，大家有个照应。
“我失去了一位母亲，上天又为我补了一位。”就这样，余光中的岳母就搬来余家和他们同住，一直到92岁高龄才逝于高雄。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余光中面对了一生一死、一喜一悲，冲击无限。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即将赴美深造。离开家人，远走异乡，饱尝了别离苦，却仍满心期待地走进另一个宽广的世界。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附：母难日
（三题）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
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荡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矛盾世界
快乐的世界啊
当初我们见面
你迎我以微笑
而我答你以大哭
惊天，动地
悲哀的世界啊
最后我们分手
我送你以大哭
而你答我以无言
关天，闭地
矛盾的世界啊
不论初见或永别
我总是对你大哭
哭世界始于你一笑
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天国地府
每年到母难日
总握着电话筒
很想拨一个电话
给久别的母亲
只为了再听一次
一次也好
催眠的磁性母音
但是她住的地方
不知是什么号码
何况她已经睡了
不能接我的电话
“这里是长途台
究竟你要
接哪一个国家？”
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国，是什么字头
地府，有多少区号
那不耐的接线生
咔哒把线路切断
留给我手里一截
算是电线呢还是
若断若连的脐带
就算真的接通了
又能够说些什么
“这世界从你走后
变得已不能指认
唯一不变的只有
对你永久的感恩”
1995年11月5日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余门几学士？
从１９５６年夏天退役，在东吴大学为夏济安代课开始，到１９９８年为止，余光中已教了４２年的书了。
从代课、兼课，到专任；从讲师到副教授、教授、系主任、院长、讲座教授，余光中教过的大学，专任的有师大、政大、香港中文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兼任的有台大、东吴、东海、淡江，教过的学生至少在两千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前后四年，以傅尔布莱特访问教授名义两度赴美讲学，教过的那些碧瞳弟子。论年资，够长久的了；论经历，够丰厚的了。
做一个专任教师，想把书教好，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又要翻译、评论、评审、演讲、开会、旅行，文学活动既多且广，行程排得密密麻麻。令人惊讶的是，他却能把每一桩事情做得井然有序。
从他在师大英语系教第一班学生开始，余光中就是个认真、踏实的老师，一直到退休前的最后一班学生，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位老师的热情与活力。
香港文坛上有所谓“余派”诗人，中山大学里也有余门弟子：文学院院长钟玲，外文系系主任王仪君，图书馆馆长苏其康，外文系副教授张锦忠，都是余光中的及门高足。现在，他们早成了同事，也有了共同的学生，师生三代同堂，传为学府佳话。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的重九佳节，为余师合编祝寿诗文集《与永恒对垒》的，正是这“余门四学士”，不，“余门四博士”。
文坛佳话
有时候，老师的老师成为学生的话题，王仪君有一次就透露了老师当年常夹带禁书给学生看，带点炫耀，带点顽皮的味道。
钟玲是余光中的得意门生，两人亦师亦友，又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香港时期起，钟玲可说是一路追随着老师而来的，不过回忆当年，钟玲却说她一直很怕这位名师，即使写了那篇评《火浴》的文章后，也还是怕。她描述１９６６年在台大外文研究所初见余光中的印象：
他端坐在三轮车上驰过，挺直的身躯，肃穆的面容，好像校园里盛开的杜鹃花只不过是云雾，路上步履轻快的学生只是一团团水汽。望着他蜡白的脸，我心想，他真像一座大理石雕像，飞行的雕像。
他一副稳如泰山的架势，开口非常慎重，一个字一个字好像金子一样吐出来。有时下了课，我鼓起勇气去问问题，也要先斟酌措辞，才敢上前，生怕说错了话。
钟玲这番话，其实正是许多人初识余光中的想法，可见他从年轻时起就有这种气质和气势，到了晚年更加令人仰之弥高，谁敢在他面前造次？
钟玲才识过人，那年在余光中班上，对于老师刚发表的《火浴》一诗，认为未臻至善，写了一篇评论，投到《纯文学》去，可是遭到退稿。她不死心，索性直接交给老师，没想到余光中看后，非常激赏，不但推荐给《现代文学》，还接受了她的批评，把《火浴》改写，加了一段，诗后并附小跋：“现在我接纳了她的意见，从原有的四段扩充到目前这种格局，不知道她看后会不会多加我几分？”余光中的雅量不但令钟玲大吃一惊，也在文坛上传为佳话。
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余光中在台大本部及研究所各开了一门课，三年级的苏其康有缘选修他的“英美诗选”。对于中学时期就读《逍遥游》和《五陵少年》的苏其康而言，这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苏其康还记得，余光中在台大总是穿西装，打领带，十分洋派。不过有一次，他到师大，看见的余光中却是长袍搭围巾，颇有“五四”余风。
“老师很风趣，而且非常通融，”苏其康说他有一次期末考，竟然记错考试日期，结果全班都考完了，“我想这下子完了，不知该怎么办。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老师，他也没有责备我，沉吟了一会儿，就说：‘这样吧，下礼拜到师大来跟他们一起考好了。’”
“那一年在台大，班上有二十几个学生（好像多是侨生）和老师处得较熟。有一次，老师突然心血来潮地说：‘全部到我家去吃饭吧。’大家喜出望外，跟着老师回家。那晚，我们吃到了余师母的鱼排大餐，齿颊留香至今。”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上课是一种享受
苏其康非常推崇余光中的翻译功夫，说他“随口译出的中文，流畅而漂亮”。中山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上闵也说：“余教授的翻译就是比别的老师高明，同样的课文或诗句，他译出来就是不同凡响。”另一位女同学叶羽珊在选修余光中的“英美诗选”前，已先向学姐们打听过了，知道他的课量多质优，如果心存侥幸，就不要选。
刚开始上余光中的课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自然也很怕他，甚至在校园里遇见了，都不太敢打招呼。后来才逐渐发现老师很开明，很幽默，这班年轻学生私底下都称余光中为“余爷爷”。
余光中教学的态度，４０年如一日，特别注重学生的发音，每堂课都要抽点学生起来朗读，发音不对必加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