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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苏军解放满洲里及呼伦。蒙古政府对日宣战。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请降。是日24时，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所有抗战部队，向驻扎在附近城镇和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器投降。日伪军驻扎地区应予接收，并实行军事管制。凡有反抗，均以汉奸罪论。这直接定下了“最后一战”的军事目标和军事定位。是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命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敌占城市，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聂荣臻司令员命令晋绥冀解放区八路军分八路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曾生命令华南抗日纵队分六路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最后一战”正式开始。
8月11日晨8时正，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开始就说“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然后命令其指挥下的东北军三支部队，八路军一支部队，立即撤离目前在内蒙、河北和山东的阵地以及东北、内蒙边界的根据地，向东北进发，进攻日军。在东北军的三支部队中，有一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张学思——张学思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战的民族英雄张学良的弟弟。这四支部队进入东北，在东北沦陷区建立新的解放区，是“最后一战”实现全国战略的关键一步。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中，朱德又接连发布了三号命令。前两号命令事关华北大局，第三号命令则给出了在华北、华中、华南实现“最后一战”的基本战术。第三号命令事关配合向南进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作战，要求贺龙在绥远的部队和聂荣臻在内蒙的部队向北进军；第四号命令要求重整山西解放区，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省内一切抗日部队，解除敌伪军的全部武装，并“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第五号命令要求铁路沿线及其附近重要交通要点的一切抗日部队向敌伪军发起猛烈攻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
8月11日12时，朱德又发布了第六号命令，指令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和他的副司令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这是“最后一战”中要实现的国际目标，不光要解放中国人民，还要实现红色延安的国际目标。
8月11日下午18时，朱德发布了第七号命令。这号命令既是在实现战役目标后的进一步战略性要求，同时又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战术要求。他指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在接管敌军占领的城市或据点后实施紧急军事管制制度；划出安置战俘区域，逮捕和登记战犯及汉奸；控制一切军事机关或公共团体，包括兵工厂、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和要塞，严禁自由出入；控制船只、火车、军用汽车、码头、邮政、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机关，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控制所有军用和商用机场及其仓库；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一切反动分子，将敌探和汉奸交付军法处理；当地抗日武装组织应归地区卫戍司令指挥。他还要求一切抗日部队，宣布凡有私藏敌伪分子、分散武器等行为者，决予严惩。“严禁奸商囤积操纵”，抗日部队应管制粮食、煤炭和水电。这些措施为“最后一战”提供了战略、战役性保证。
命令一经发出，解放区数百万人行动起来。上百万的抗日军队展开了全局性反攻，近一亿的人民开始行动起来，欢呼属于他们的胜利。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朝鲜独立联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分别致电他们的分支机构，号召朝鲜和日本的士兵及居民向抗日的中国人民军队投降。”
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8月11日，新四军军部陈毅将军命令华中日伪军立即投降，一切武装、物资须交新四军处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提出最后通牒，限其48小时内投降；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部贺龙、李井泉向晋绥解放区境内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限期投降；罗荣桓司令员命令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分五路向青岛、连云港、烟台、威海以及胶济、津浦、陇海路等地日伪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东北的抗日联军，紧密配合苏军作战，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但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于此时发出了要求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而同时却要求他的嫡系部队积极向前推进，伪军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蒋介石国民党蓄意要夺取人民胜利果实，挑动内战了。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最后一战（2）…（图）
投原子弹的人 8月12日，新华社记者发文驳斥蒋介石昨日的命令，指出国民党宣传部发言人认为朱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的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寻找借口，以便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此时又有可靠消息传到延安，说美国的运输机和运输舰正在集结，准备运送8万名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的战斗岗位，其中第一批就是由美国军官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新军。这些情况刺激着延安的军民，刺激着延安总部的领袖们。
8月13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认为蒋介石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要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而另一方面要求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相符合。所以，他向蒋介石严正提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但蒋介石并没有回复，也不肯公开承认错误。
8月14日，刘伯承司令员命令八路军分六路向太原、开封、新乡、安阳等地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无条件投降，但边区政府的受降权却被剥夺。为此，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发出正式外交声明，要求同盟国“注意目前中国战场的事实”。这一声明主要有5点内容。首先，解放区是1937年被国民党遗弃、而为日军占领的，到1945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收复了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一亿人民。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人民“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非但不予以协助，反而“以94万军队来包围和进攻我们”。其次，解放区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建议举行各党派会议，以建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全国抗日，确保胜利和战后和平，但这些建议都被国民政府拒绝了。再次，中国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同盟国未事先取得解放区的同意时，解放区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再进一步指出，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抗日军队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最后，他还特意提出，同盟国（美国）要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为了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立刻停止对国民政府的租借法案援助。“如果国民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请勿予国民政府以援助。”
红色延安果断地采取了对日军的最后通牒。只有迅速壮大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坚持住正义。这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急电，命令其投降。
文献档案：投降令朱总司令命令
冈村宁次投降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致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急令如下：
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别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东北、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东北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1）…（图）
毛和朱 朱德
1945年8月15日15时
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进一步揭穿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在接受日伪军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要事先和我党商量，取得一致意见；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我们周围日伪军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有权派遣自己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以及联合国会议；制止内战，国民党军队只接受被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废除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其中，他还说“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