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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上山的多是贺龙在北伐军时的旧部。他们认为湘鄂边境山高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有广大的空间便于与敌周旋。
主张下湖的多是荆江两岸的地方干部。他们认为滨湖地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而且密如蛛网的千里洪湖更是兵家大显身手的疆场，其活动空间并不逊色于湘，鄂边山区。
争论双方请求贺龙裁决。
贺龙沉吟许久，然后说：“从上海出发时，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我，要依山建军，然后向平原发展。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先上山，然后向山下发展。”
根据焦山河会议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带领旧部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1928年春桑植起义失败后，周逸群与贺龙失散，返回鄂西担任特委书记），荆江两岸暴动武装由各县县委指挥就地坚持斗争。贺龙、周逸群走后，荆江地区武装力量失去领导重心，各县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跌入低潮。
荆江年关暴动期间，段德昌由于养伤，没有参加焦山河会议。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后，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丈之台，起于垒土。段德昌决心做名翻江倒海的蛟龙。
当时，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有十余支，远近闻名的暴动首领也不少，如石首的李兆龙、华容的刘革非、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监利的彭国才、鄂中的肖仁鹄，这些都是胆色过人、智勇兼备的好汉，但是，他们最后都纷纷汇集到段德昌的旗下。原因很简单，强中更有强中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超过了当时这些草莽英雄，成为统一洪湖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
机变百出而又举重若轻，这是各路英雄最钦佩段德昌的地方了。再复杂的形势，再大的困难，再重的任务，到了他那里，都仿佛早有答案，一切都那样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1927年冬，段德昌奉命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到任时，发现公安党组织正发动党员变卖家产，准备筹钱购买枪支。
“除了变卖家产，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段德昌嫌他们笨。
“你脑壳灵光，有什么妙策？”有些负责人不服气地问。
段德昌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现在停止变卖家产，转入进行模拟训练，到时候只要会开枪就行了。”
众人半信半疑。此后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段德昌整天在县城里转来转去，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有人嘀咕道：“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数的书记吧？”
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装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由两个士兵看护。
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近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
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
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
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1节 《红军纪律歌》
1929年3月，中共沔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实力最强的张泽厚身上。
张泽厚是沙口镇著名的豪绅，拥有良田千顷，他效仿曾国藩，从训练家丁入手，招集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编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沔阳保安团，逐步控制了峰口、府场一带，成为沔阳实力最强的地主武装。张泽厚心狠手辣，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律凌迟处死，他常用的刑法是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点天灯。当地人称他为“活阎王”，哪家小孩夜啼不止，只要有人在耳边轻声嘀咕一句“活阎王来了”，小孩吓得不敢再吱声。
“张泽厚号称打遍沔阳无敌手，我这次要他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战前，段德昌做政治动员。为了鼓舞士气，他教唱了一首歌曲：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没你，你死我见天。”
其实打张泽厚根本不用动员，游击队员对他恨之入骨，情愿与之俱亡。但是，张泽厚老谋深算，兵强马壮，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能战胜他吗？游击队员普遍感到担心。
段德昌说到做到。他先是派出小分队突袭沙口镇，活捉张泽厚的父亲，批斗、游街，斩首、示众，再把他的大管家一顿大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开释。大管家跑到峰口哭诉，张泽厚气急败坏，连夜带着保安团直扑沙口，一头撞进段德昌预设的伏击圈，被打得七零八落，张泽厚只身逃往峰口。
接着，段德昌兵指峰口镇。由于沔阳保安团被歼，国民党紧急调派正规部队一个营进驻防守。该营在镇外抢挖了一道深达数米的水壕，又在水壕与城防工事之间铺设了铁丝网、梅花桩和鹿寨。敌营长忙活一阵后，自信万无一失，遂把兵力集中在进出峰口的要道、路口。张泽厚刚吃过段德昌的亏，一再劝说营长加强纵深防备：“营座，段德昌奸猾过人，尤其善用奇谋，经常兵走偏锋，出人意料。只注意镇口恐怕还不够。”
“瞧你一副熊包样！你几时见过游击队敢强攻成营的正规军？借段德昌一个胆，他也不敢！你不懂游击队的策略，他们从来不打攻坚战。”敌营长训斥道。
也是这个营长晦气，偏偏段德昌不按常理用兵。他绕过敌人重兵设防的镇口工事，把突破口选在镇外背面。半夜时分，他亲率三百余名游击队员，用梯子和木板搭桥，爬过水壕，剪破铁丝网，绕过梅花桩，搬开鹿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营，向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敌营长、张泽厚等少数顽抗者被打死，大部分士兵束手就擒。峰口之役，消灭敌军一个整营，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以及其他物资，游击队声威大振。
在此前后，段德昌还率队向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出击，十七天，二十一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原鄂西特委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 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2节 攻打长沙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