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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治党治国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艰苦创业精神，把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改革推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说：“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国际大势，总结历史经验，把坚持“两个务必”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精神武器。1991年9月21日上午，江泽民同志轻车简从来到西柏坡纪念馆，他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题词。1997年1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党内六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痛心地说，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淡忘了，有的甚至已经丢得差不多了。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视为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2002年12月6日，中共十六大闭幕刚刚20天，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顶风冒雪奔赴西柏坡，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他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坚持“两个务必”，以胡锦涛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三个代表”的政治信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胡锦涛还强调，今天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由此可见，“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历届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50多年来，我们党把“两个务必”贯穿于整个执政实践，党以艰苦奋斗而兴，国以艰苦奋斗而强。
胡锦涛在2003年的新年致辞中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为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发达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赶考》 彪炳史册的成功之举第二节 决不当李自成（1）
自党的十六大闭幕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西柏坡精神的弘扬给予了高度重视，举国上下“西柏坡热”一浪高过一浪。其原因是西柏坡精神蕴涵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需要的那种冷静和清醒，那种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1949年3月，由于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要离开西柏坡了。
北平张开双臂迎接中共首脑机关的到来。
北平敞开怀抱拥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此时的毛泽东，却想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明末，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农民起义军经过了十几年武装斗争，积小胜为大胜，进京前已拥有起义军过百万；而且不缺少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是儿童们传唱的歌谣。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李自成当时是从德胜门进入北京的，在他当年进军的路上，如今建了一座他英姿勃发、眺望京城的骑马雕像。姚雪垠在《李自成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当李自成兵逼北京，寝食不安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太监王承恩出皇宫散心消愁，碰到了位“测字先生”，此人便是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宋打量了崇祯及身边的太监，便已心中明白了。心神不定的崇祯便让王承恩去占卜吉凶，王承恩先写了个“友”字，“测字先生”说“友”字去掉上部，便成了一个“反”字，照字形来解，恐怕“反”要出头，有成功之意，崇祯大吃一惊。
王承恩又随手写了个“有”字，“测字先生”沉默不语，在王的催促下说：“有”字上面是“大”字少一捺，下是“明”字少个日，这分明说天下将有大变，大明的日子到了尽头。
这时崇祯夺过王承恩手中的笔，在地上写了个“酉”字，“测字先生”故作神秘地说：“这是天机。”随手写了一个纸条交到崇祯手中，说：“此字条须在今天子夜方可拆看。”崇祯回到皇宫，在子夜打开字条，上写道：“酉”字乃“尊”字上无头，下无尾，大明天子本为“尊”，现在去头去尾，只剩下“酉”了，说明大明江山危在旦夕。崇祯帝顿时瘫在了地上，第二天，即1644年3月19日晨，在位16年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爬上煤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34岁，朱明王朝顷刻土崩瓦解。
李自成率兵势如破竹地进了紫禁城的太和殿，直接坐到崇祯皇帝的龙椅上，改国号为大顺。但从这时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时政权初建，真是百废待兴，有多少安抚百姓、守边御敌的军政大事需要去做，可李自成此时的心思却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他手下权力最大的当数一文一武。文的是牛金星，他这时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甚至“往来拜客，遍请乡党”，俨然一个太平宰相。武的是刘宗敏，他则忙于拷打明朝的降官，搜刮赃款，也称“挖浮财”。对不肯交钱的就严刑杀戮。更荒唐的是，他听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就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拷问，逼他交人，最后，虽然得到了陈圆圆，却逼反了吴三桂。据说吴三桂已经准备归顺李自成，走到半路上听说自己的爱妾已被刘宗敏所夺，“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引清兵入关。这种说法当然有为吴三桂这个大汉奸开脱的成分，但刘宗敏为了个人色欲而不顾起义军的安危，无疑也是导致起义军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遭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牛金星、刘宗敏、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私欲膨胀，结果上行下效，全军大小将领也都各显神通，强占民宅，掠夺金银财宝，纵情声色犬马，沉浸于灯红酒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自然纪律涣散。在清军攻入山海关时，李自成亲自率军20万开赴山海关御敌。他开始并没有太把清兵放在眼里，认为只要自己出马，就可以一战而定乾坤。但没想到一交锋，过去战无不胜的起义军便全线溃败而退回京城。因为这时的起义军和原来追随他南征北战的队伍本质上已发生了变化，人已经今非昔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进京后都多多少少发了些财，有的在北京“包”了女人，在军营已有了“家”。没有家的也怀揣着、腰缠着抢来的金银细软。这样一支“辎重”的队伍，怎么会去奋勇杀敌呢？李自成自然兵败如山倒，后来失败后跑到湖北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所杀害。人们说他打江山用18年（实际上16年），进城后摇摇欲坠地坐了皇床，也算当了18天的皇帝。
在距李自成失败305年后的1949年，也是个乍暖还寒的3月，毛泽东要率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进驻的是同一座城市，同样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同样都拥兵百万以上，同样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胜利在望，情况极为类似。那么，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呢？博览群书、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担忧。
在西柏坡，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重犯类似李自成的错误。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平津接管工作，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和黄克诚、黄敬同志分别主持。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任市长。毛主席又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做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赶考》 彪炳史册的成功之举第二节 决不当李自成（2）
毛泽东所提到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44年农历甲申年到来时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一篇政治性史学论文。文章刊登在当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内容是总结明末这场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文章叙述的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史实。〖ZW